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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南陽夏餉鋪鄂國墓地的幾個問題( 五 )

墓葬南陽市博物館夏餉鋪鄂侯墓鄂侯


張丹先生則曰“從夏餉鋪鄂國墓M19出土的鄂侯壺銘…… ， 南陽之鄂很可能是姬姓 ， 與湖北羊子山之鄂并非同一回事 。 ”推測此鄂之封或與周宣王徙封申、呂于南陽盆地同時[21] 。 黃錦前先生亦認為夏餉鋪墓地之鄂國是“姞姓鄂國被滅后重新封立的姬姓鄂國”[22] ， 然未言封于何時 。 黃鳳春先生進一步分析說：在位于隨州安居一帶的姞姓鄂國于西周晚期被周王室伐滅后 ， 即因故地分封了一個姬姓鄂國 ， “隨著春秋初年楚國勢力向東的挺近 ， 姬姓的鄂國被迫遷往南陽 ， 這就有了歷史上的‘西鄂’之稱 。 其時空正好與南陽夏餉鋪的鄂侯銅器群相印證 。 ”[23]
就目前的材料而言 ， 夏餉鋪之鄂究竟是姞姓族人的延續還是新封的姬姓侯國 ， 難以做出明確的定論 ， 結合歷史背景與相關資料分析 ， 其為姞姓族人的可能性更大 。
其一 ， 《國語·鄭語》載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對鄭桓公說：“當成周者 ， 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 ， 所言為西周晚期南土的封國態勢 ， 其中申、呂兩國于宣王時期由北方改封于南陽盆地 ， 以協助周王室穩定南方的局勢 ， 《國語》之外 ， 《詩·大雅·崧高》還全篇記載了這一過程 ， 如果姬姓鄂國在周宣王時或此前的夷厲時期即就封于姞姓鄂國的故地 ， 則更應是守護南土的骨干隊伍、中堅力量 ， 文獻不至于完全失載 ， 尤其是在兩周之際的社會動蕩以及其后楚人勢力逐步壯大后不斷向東向北發展的過程中 ， 卻毫無關聯、涉及 ， 令人難以理解 。
其二 ， 近半個多世紀以來 ， 隨著經濟建設的發展和田野考古工作的進步 ， 先后在隨棗走廊、南陽盆地發現了大量姬姓曾（隨）、姞姓鄂國、嫚姓鄧國、姜姓申呂和羋姓楚國的墓葬和青銅器 ， 以及部分鄀、養、復、唐等小國的遺跡遺物 ， 其中不乏諸國之間婚喪嫁娶、結盟交好的物證 ， 如果姬姓鄂國于西周晚期受封于今隨州安居一帶 ， 下至春秋初年 ， 前后有數十甚至近百年的時間 ， 何以于隨棗走廊乃至整個南土地域至今沒有任何該姬姓鄂國的墓葬和遺物發現？與曾、鄧、申、呂諸國的情況形成頗大的反差！
如果夏餉鋪墓地的族屬為姞姓鄂人 ， 上述疑點就容易解釋了 。 在周天子命西六師、殷八師征討鄂國“裂伐鄂侯御方”之后 ， 并沒有完全落實“無遺壽幼”的震怒號令 ， 而是在攻克今隨州安居一帶的鄂國、懲辦鄂侯御方等一批首領與骨干分子后 ， 將部分鄂國遺民北遷至今南陽一帶安置、監管 ， 與周初平定三監之亂后將部分殷商遺民遷往洛邑安置監管的情形類似 。 夏餉鋪墓地之鄂國、鄂侯當是這部分姞姓遺民在經過較長時間的恢復后逐漸發展而來的 。 這也是傳世文獻中沒有任何該鄂國存在與活動的蹤跡 ， 考古材料中不見西周晚期相關遺跡遺物的原因所在 。
將夏餉鋪墓地四組鄂侯夫婦墓與差相同時的晉侯墓地第九組及虢國墓地的有關材料加以比較 ， 除了墓壙與槨室規模大體相近外 ， 而隨葬器物的多寡、質地 ， 車馬坑的有無和大小 ， 陪葬墓的規格諸方面均存在較大的差別 ， 顯得相對寒磣窘迫 ， 如果是西周晚期新封的姬姓鄂國 ， 不至于出現這樣明顯的不同 ， 若是姞姓族人的延續 ， 就理所當然了 。 受到重創而被北遷于南陽盆地的鄂國遺民 ， 勉能存國續祀實屬不易了 ， 不僅會受到周王室的強勢壓制管控 ， 亦會受到漢陽諸姬諸姜的監管擠兌 ， 政治地位、經濟實力諸方面與西周早中期的鄂國一定是天壤之別 ， 不可等同 。
關于兩周時期婚姻中的異姓媵問題 ， 此前已有學者結合傳世文獻和銘文材料作過比較系統的梳理與分析[24] ， 可為我們提供明確的參考借鑒 。 異姓陪媵與同姓通婚一樣 ， 雖在當時皆被視為“非禮” ， 即不合周禮的規范或行為 ， 但出于政治結盟與國族生存的需要 ， 這類“非禮”事例并不少見 ， 即或在成天高喊維護周禮的周王朝統治集團核心——姬、姜族群內部亦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