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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南陽夏餉鋪鄂國墓地的幾個問題( 四 )

墓葬南陽市博物館夏餉鋪鄂侯墓鄂侯


其次 ， 從西周進入到春秋 ， 重要標志之一是統治中心由原來的宗周豐鎬遷移到東都洛邑 ， 而統治族團、政治體制、社會結構等均未發生重大改變 ， 基本上沿襲西周時期的體系而來 ， 春秋初年的情況更當如此 ， 因而第一組乃至第二組鄂侯夫婦墓中的隨葬器物具有明顯的西周晚期特征是理所當然的 。
再次 ， 據簡報刊布 ， M5殘存的青銅禮器有10件 ， 其中實用器4件 ， 即鬲2、簠2 ， 分別有“鄂姜作羞鬲”或“鄂姜作旅簠”的銘文 ， “鄂姜”當是該墓墓主 ， 或姜姓申、呂之女嫁適鄂侯為夫人者；另外6件即鼎2、簋2、盤1、盉1均為明器 ， 制作粗糙 ， 且器、蓋渾鑄為一體 ， 僅有象征性意義 。 M6殘存的青銅禮器6件 ， 除了1件簋蓋為實用器外 ， 另5件如鼎、簋、尊、方彝、觶各一皆為明器 。 比較而論 ， 明器的形制可分兩類 ， 一類是仿當時的實用器而作 ， 如M5的簋、盤 ， M6的鼎、簋等；另一類則是模仿時代較早的器形鑄作 ， 如M5的鼎、盉 ， M6的尊、方彝和觶等 。
類似的現象在山西天馬—曲村晉侯墓地亦明顯可見 ， 如晉侯墓地最后一組（第九組）的M93 ， 共發現青銅容器24件 ， 其中實用器16件 ， 明器8件中除鼎、簋、盤外 ， 尊、卣、爵、觶、方彝皆仿早期形制而作；M102發現青銅禮器17件 ， 除實用器外 ， 另有明器6件 ， 其中爵、觶、方彝、盉等亦是仿早期形制鑄作[13] 。 M93、M102組 ， 發掘簡報按照器物特征和墓地排列次序 ， 論定為晉文侯夫婦墓 ， 應該可信 。 據文獻記載和歷史年表 ， 晉文侯繼位于公元前780年 ， 為西周晚期 ， 死于公元前746年[14] ， 則已進入春秋24年了 ， 然其隨葬的明器卻較多地仿制早期甚至西周早中期的器形 ， 說明這是當時的一種習俗或普遍現象 。 明乎此 ， 對于夏餉鋪墓地M5、M6中隨葬若干具有西周風格的器物就更加容易理解了 。
三、夏餉鋪鄂國墓地族屬辨析
關于夏餉鋪鄂國墓地的族屬 ， 發掘簡報分析：“南陽夏餉鋪鄂國墓地的發現證明西周晚期鄂國并沒有被徹底滅亡 ， 而是被遷徙到南陽盆地 。 ”[15]認為是鄂侯御方聯合夷人反叛受到周厲王的征討懲處后被北遷而來 ， 與西周早中期的鄂國一脈相承 ， 為姞姓族人 。
在墓地發掘與資料整理的過程中 ， 我們曾與主持該工作的負責人崔本信所長就若干疑點多次交換意見 ， 如M19出有一對圓壺 ， 其中M19∶7失蓋 ， 而M19∶10相對完好 ， 在該壺蓋的子口外側有鑄銘4行7字：“鄂侯作孟姬媵壺”（圖四）[16] 。 按通常的理解 ， 這對壺應是鄂侯為其女外嫁所做的陪器（M19∶7的蓋上可能有相同的銘文 ， 當失于盜墓者之手） ， 以媵器銘文稱字的慣例 ， “孟”為其女排行 ， “姬”乃鄂國族姓 ， 若此則夏餉鋪墓地之鄂國應是姬姓 ， 屬于周王室宗支 。 然綜合多方面的因素 ， 我們覺得這兩件銅壺是鄂侯為異族女子出嫁所作媵器的可能性不應排除 ， 因而在近些年的課堂教學與學術交流中 ， 我們一直秉持這一看法[17] 。
|關于南陽夏餉鋪鄂國墓地的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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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關于古鄂國歷史文化的探索 ， 學界討論較多的問題是西周鄂國的地望 ， 即西鄂、東鄂的辨析[18] ， 而對其族屬則沒有太大的異議 。 隨著2007年湖北隨州安居羊子山四號墓的發現以及2012～2014年南陽夏餉鋪墓地的清理 ， 對鄂國地望的定讞決疑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 ， 使持續兩千年的學術爭論渙然冰釋 。 然由于出土材料的系統性不足 ， 夏餉鋪鄂國墓地的族屬則又成了新的疑難節點 。
杜勇先生認為：“周厲王伐滅鄂國之后 ， 始別立新君 ， 遷其遺民于南陽夏餉鋪附近 ， 清華簡《系年》稱其為少（?。┒?， 后世又稱‘西鄂’ 。 ”[19]以南陽夏餉鋪之鄂乃隨州安居鄂國被周厲王伐滅后 ， 遷其遺民于此形成的 ， 仍為姞姓族民 。 魯慧先生亦有類似的看法：“目前公布的材料有限 ， 鄂國的族姓問題還可進一步討論 ， 但其為姬姓的可能性較小 。 鄂侯壺是鄂侯為異姓女子所作媵器的可能性較大 。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