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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南陽夏餉鋪鄂國墓地的幾個問題( 二 )

墓葬南陽市博物館夏餉鋪鄂侯墓鄂侯


如該墓地四組鄂侯夫婦墓中唯一未遭盜掘的M16 ， 是第三組中的鄂侯夫人墓 ， 其隨葬禮器的組合為鼎3、鬲4、簋4、圓壺2、盤1、匜1 ， 其中的3件銅鼎不僅形制、紋飾略異 ， 且大小亦不成列[3] 。 M16雖較M1略早 ， 但前后相繼 ， 差別應該不會很大 ， 從M16隨葬3件銅鼎的史實來衡量 ， M1隨葬5件列鼎應是其上限 。
若此推測不謬 ， 則簡報所言原屬于M1的1件B型鼎、1件C型鼎 ， 未必確實出自該墓 ， 或有可能是其同組鄂侯墓（M0）的隨葬器物 。
據簡報列舉 ， M1還出有鑾鈴3件、節約3件、絡飾1件等車馬器以及玉戈1件 ， 這一現象似與該墓地前三組中鄂侯夫人墓一概不隨葬兵器和車馬器的習俗相違 ， 如保存完好的M16 ， 隨葬銅器中有禮器、棺飾兩類 ， 既無車器亦無馬器 ， 玉器中也沒有作為禮儀象征意義的玉戈之類的兵器 。 另兩座更早的鄂侯夫人墓M5、M20雖然受到不同程度的盜擾 ， 但仍出有一定數量的青銅器和玉器 ， 其中均無車馬器和兵器隨葬 。 而3座鄂侯墓M6、M19、M7雖然被盜嚴重 ， 青銅禮器或部分存留或被洗劫一空 ， 但各自出土了一定數量的青銅兵器與車馬器 ， 幾無例外 。 這一現象 ， 與北方地區較高等級夫人墓如山西天馬—曲村晉侯墓地、三門峽虢國墓地隨葬銅車馬器而不隨葬兵器的習俗有所不同[4] ， 而與春秋楚墓的情形比較接近 ， 如與夏餉鋪墓地同處南陽地域的淅川下寺墓地 ， 凡男性墓葬如M2、M8、M10、M11等 ， 隨葬品中既有兵器 ， 亦有車馬器 ， 而幾座性別明確的女性墓 ， 如M1、M3、M7等 ， 既無兵器 ， 亦無車馬器[5] 。 湖北鐘祥黃土坡東周墓地位于中區的M31、M35和位于南區的M3、M4等幾座春秋銅器墓的情況也是如此[6] 。
資料可見 ， 兵器和車馬器的有無是判斷楚系墓主人性別的重要標準之一 ， 鄂侯墓地前三組的情況亦是這樣 ， 可能都是受到當時南方江漢地區某些習俗的影響所致 。 如果上述車馬器和玉戈不當出自M1 ， 那就只能屬于其東側同組的鄂侯墓M0 。
南陽市博物館保管部主任尹俊敏先生2012年6月來函告知 ， 在夏餉鋪一帶發現墓葬且部分遭到盜掘后 ， 當地公安機關曾收繳到幾件殘損的青銅器 ， 并移交給博物館收藏 ， 其中一件即上鄀太子平侯匜 ， 該器尾部殘破 ， 但主體部分保存尚可 ， 器內底有銘文3行14字 ， 又重文2：“上鄀太子平/侯作盥匜 ， 子子/孫孫永寶用 。 ”（圖二）[7]
|關于南陽夏餉鋪鄂國墓地的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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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匜為上鄀太子平侯（繼位后稱“上鄀公平侯”）的自作用器 ， 時代屬于春秋早期的晚段 ， 即公元前700左右或稍晚 ， 其年代和風格 ， 大體與夏餉鋪M1中的隨葬器物相當 ， 但M1殘存器物中又有一件銅匜 ， 雖僅存7塊殘片 ， 然從所存留的一只長鼻龍紋扁足與頸部的竊曲紋觀察 ， 與鄀太子平侯匜應該不是同一器體 。
以一座墓葬一般只隨葬一件銅匜的規律來看 ， M1中既已有一件殘破的銅匜存在 ， 則上鄀太子平侯匜似不應出自M1 ， 更可能是與其同組之鄂侯墓（M0）的隨葬器物 。
南陽市博物館還收藏有半合鄂侯簠 ， 當是器身部分 ， 直壁 ， 折沿 ， 斜腹壁內收 ， 曲尺形足較高略向外張；兩側有一對半環形獸首耳 ， 足的四面正中下方有長方形缺口；口沿直壁外側飾簡化竊曲紋 ， 斜壁處飾蟠龍紋 ， 器內底有銘文4行約17字 ， 又重文2 ， 行文草率 ， 字詞雜錯：“唯七月初吉 ， /鄂侯□叔/擇？它（匜） ， 子子/孫孫永寶用之 。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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