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雁南：費蘭特動用的全部技巧，其實都是為了揭示“女性存在”的真相。我特別佩服她這一點，她非常有意識地要把她的聲音發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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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悅然：我剛開始讀費蘭特的時候，會覺得她的敘述太夸張了，比如她經常會寫，“我非常生氣”“我非常憤怒”“我非常焦躁”……后來讀《碎片》我才注意到，她說使用無數的工具（敘述技巧），只是為了鑿出那個真相，她一直非常在乎那個“真相”。這是一個很奇特的說法，因為對于很多寫作者而言，可能從來都沒有什么唯一的真相。文學是很個人化的事物，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幻覺和偏見，而真相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東西，你怎么能確定你認為的真相，對其他人來說也是真相呢?？墒琴M蘭特篤信有這樣一個真相存在。那就是女性感知和體驗的真相，她認為她要不惜一切代價去揭示它，因此，她認為很多地方需要使用最直接的表述去呈現。
張雁南：那你感受到她說的“真相”了嗎？
張悅然：是的。其中還有很多女性那種微妙的情緒，比如埃萊娜對莉拉，其中有嫉妒，有祝福，有長遠的一種目標，有眼下一個接一個的期待。有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她心里對莉拉的看法是怎樣的呢，她會直接列出四點，就像在課本上畫重點那樣。第一點是什么，第二點又是什么，然后隨即“我”又推翻了前面的想法，繼而想到的是什么。人們紛繁的思緒里總是同時包含了很多層次，但是在我們過去的敘述體系里，并不需要那么精確地把它們全部列舉出來。有什么必要呢，不如讓女主人公出門散個步，描寫一下天氣、樹木，或是湖上的鴨子。很多時候，我們采取更含蓄和留白的方式處理內心活動。但這么做，有可能是在逃避直接書寫那些復雜的情緒，因為我們其實缺乏把它們寫清楚的能力。
張雁南：我特別同意，而且她那個“重點”戳得特別準，就像卡夫卡的冰刀，能直擊包裹著女人的朦朧感覺，而這些感覺直抵女性的存在主義時刻，所以才能一下子激蕩起全球讀者。她在這么一針一針地戳啊寫的時候，我們讀者就被我們自身的存在主義經驗給喚醒了。而這種經驗是跨越階級、種族和中西這一系列分類法則的。為什么說波伏娃在《第二性》第二卷中談到那些女人，我們現在去讀還是會覺得被打臉，被戳到了呢？也是同樣的道理。因為盡管不同種族、階級的女性具體處境不同，但是在伊利格瑞所謂性差異的存在論意義上的時刻，女人是心心相通的。這也是費蘭特很厲害的一點，前一秒還在講一個狗血的故事，下一秒馬上畫風一轉給你畫重點。
北青藝評：但是我仍然有一個疑惑，如果拋開女性主義這套話語，單獨去看四部曲的文本，你會覺得還是經不起推敲。與薩莉·魯尼《正常人》比較，我可能覺得她的“文學性”強一點，而費蘭特的“女性意識”更強，所以當我們在談論文學性的時候我們在談論什么。
張悅然：我也在反思這個問題，就是我們所認定的“文學性”也必須警惕，毫無疑問，它深植于我們的文化傳統。我們的文化傳統是父權的，因此這個“文學性”里也包含了父權化的視角和審美。這就牽涉到一個更復雜的問題，就是文學審美多大程度上來自直覺，多大程度和教育相關，而教育的那部分，很顯然是被父權所塑造的。比如我們通常認為在小說寫作里，敘事要有邏輯，但其實這是反女性思維的，至少多數女性不可能從中獲益，比如你讓杜拉斯去寫一個推理小說，她一輩子也完成不了，這對她來說是一個災難。而我們對于“敘事要具有邏輯性”的共識，完全來源于教育嗎？那該如何解釋早在小說這種文體還不存在的時候，中國民間的說書人要想把故事講好，講得引人入勝，也必須使之具有邏輯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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