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定陵之痛:中國考古史上最大的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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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人問過一個問題:“中國這么多遺跡 , 為啥總是等到有施工發現了才搶救性發掘?”、“秦始皇陵(此處可代入大量帝陵王陵)都說多好多好 , 怎么就沒開讓老百姓長長見識?”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 先容我們來回顧一段不那么光彩的往事 。
1955年10月4日 , 一份請示被送到了國務院 , 幾經轉手交到了周恩來總理手上 , 請示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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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結果來看 , 周總理給出了同意發掘的批復 , 但是這背后 , 有著一場當時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間的角力 。
發起這項提案的 , 是署名第一位與第三位的郭沫若與吳晗 , 其中吳晗(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則是這項提案在政治上最大的支持者 。
郭沫若之名 , 活在共和國的人大抵都知道如何 , 這里姑且不提 , 且說說這個不那么有名的吳晗 , 吳晗何許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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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歲的吳晗
簡單來說 , 1931年吳晗入讀清華大學歷史系 , 是胡適開的介紹信 , 他1934年畢業后留校任教 , 也頗受胡適、顧頡剛和傅斯年等民國大家的提攜 , 僅這兩條 , 足可見其在學術上的地位 。
那么 , 他具體修的那一部分歷史呢?答案則是——明史 。
盡管吳晗嘴上說的都是“發掘將有利于學術研究” , “增加人民的文化內容”等等套路話 , 其作為一個明史研究者 , 想要一窺長陵的那份想法不難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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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心態難以單純地用“自私”或者“貪欲”來形容 , 他有沒有真的出于學科研究的角度出發而提出這項提案?
我們很難否定 。
但毋庸置疑 , 這種心態促成了他開始覬覦明皇陵 , 也即將導致中國現代考古學出現以來前所未有的一場考古上的災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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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鄭振鐸;右:夏鼐
時任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與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長的夏鼐得知這項提案后大驚失色 , 連忙找到吳晗讓他收回這項提案 。
鄭振鐸警告吳晗 , 當時國家根本不具備妥善發掘這種規模陵墓的條件 , 文物的保存和修復都會成為巨大的問題 。
然而吳晗竟以近乎大躍進般的思路認為共和國已經成立五六年 , 也培養了一屆(真的是只有一屆)考古方向的大學生 , 人力物力不成問題 。
無論鄭振鐸與夏鼐駁斥的說法多么有力 , 而吳晗的觀點多么荒唐 , 在吳晗的政治實權面前 , 這項提案還是最終落了地 。
1955年的最后一天 , 針對長陵的初步田野調查開始 。
然而一番勘察之后 , 沒能找到長陵的墓道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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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趙其昌第一個進入地宮 , 也被稱作“定陵挖掘第一人” 。 趙其昌晚年說:“定陵當時我是贊成挖的 , 但就是因為我經歷的一切 , 現在我哪一個帝王陵都不贊成挖!”
于是乎 , 在時任發掘隊長的趙其昌建議下 , 發掘隊伍決定先找一個規模小一些的皇陵作為“試掘” 。
一番折騰之后 , 發掘隊敲定了定陵 , 也就是明神宗朱翊鈞(年號萬歷)與孝端顯皇后、孝靖太后的合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