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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漢&大明最后一條硬漢！史學家：他死了，明朝才算真的亡了

這是個尋常小墓，看上去只是個普通百姓埋葬之地，來往拜祭的人卻三三兩兩絡繹不絕。
到來的人們看起來互相并不認識，卻不約而同在墓前致奠。
細看墓碑，更加奇怪，上面并沒有逝者名諱，只是寫著：王先生墓。
這顯然是個諱稱。
王先生是何許人也，為何會以諱稱葬于西子湖畔，又為何會有這么多百姓來祭奠他？
這里面包含著一段千秋忠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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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并不姓王，王先生墓是明末孤忠張煌言埋骨之地，他被后世與另兩位葬于西湖畔的英雄——岳飛、于謙，并稱為“西湖三杰”。
岳飛、于謙不用多作介紹，能與他們并稱，張煌言必定也非等閑之輩。
有些遺憾的是，無論是連結河朔，豪氣干云欲直搗黃龍的岳飛，還是在北京力挫也先，雙手扶明光天下的于謙，這些實實在在的功績，都是張煌言所望塵莫及。
甚至于他來說，在張煌言生活的明末清初，取得一場真正軍事意義上的大勝幾乎都是種奢望。
這并不是張煌言能力問題，正相反，不管是政治才干還是軍事能力，張煌言在他所處時代幾乎可稱完人。
后人多重張煌言氣節，而忽略他的能力，這有點不公平。
我以為，南明幾個重要人物：馬士英、史可法、何騰蛟乃至鄭成功，要論能力，都比不上張煌言。
張煌言號蒼水，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出生于浙江寧波府鄞縣，以今天的史觀來說，他沒做過明朝的官，因為他在崇禎十五年（1642年）才考中舉人，朝廷還沒來得及給他施展的空間，甲申之變就已發生。
文官領兵是明朝傳統，張煌言考的是文舉，武備并不松弛，曾在考場上試射“三發皆中”，平日又留心時局，“慷慨好論兵事”，早已表現出軍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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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之變發生后，福王朱由菘在南京即位，張煌言投筆從戎，可還沒等到他上南京找到組織，擁兵百萬的弘光政權就滅亡了。
浙江大部還在控制之下，張煌言奉命從臺州把魯王朱以海接到紹興出任監國。一臣不事二主，從此，張煌言一生都與朱以海和東南沿海捆綁到了一起。
魯監國政權的錢塘江防線很快就被清軍征南大將軍博洛擊潰，朱以海朝廷出海逃亡。張煌言此時只是個翰林修撰，沒有機會給他表現。
1647年（永歷元年，順治四年），張煌言的能力開始得到表現，這時他已被魯王加授右僉都御史。當年他與張名振、沈廷揚等一起率水師開到崇明島，準備呼應反正的蘇松提督吳勝兆。
哪知船隊在海上遭遇風暴顛覆，張煌言輾轉逃出包圍來到浙東，就地招募義軍屯田拒守，山寨軍紀嚴明，深得民眾擁護。
看上去容易，這其實很難做到，不管是義軍還是明軍，搶掠都很普遍，整肅軍紀也就是軍隊思想政治工作，能認識并做到這點，張煌言已非常人。
順治八年，舟山之戰爆發，張煌言與張名振使出圍魏救趙之計，出兵吳淞逼迫清軍回救。他們打得順風順水，負責舟山留守的蕩北伯阮進卻出了岔子，舟山之役功敗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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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失守，朱以海失去了基地，只得投奔鄭成功。
鄭成功是抗清名將，但他也是個擁兵自重的軍閥，這點與左良玉、孫可望等人并無二致，他主要考慮的是自己的利益如何最大化。
鄭成功與張煌言之間保持著一種微妙的共存關系。張煌言、張名振等人忠于朱以海，一心想的是復國大業，鄭成功卻覬覦他們的兵力，想把他們收歸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