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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爾|阿馬蒂亞·森：泰戈爾與經濟學的最后結合(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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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值以推動經濟增長著稱的右翼領袖莫迪競選總理 ， 這場經濟學家的隔空開火 ， 也就被解讀為了印度兩條政治路線之間的斗爭 。 森被視為印度1947年獨立后結合了國家計劃、貿易保護和社會工程的路線的經濟學代表 ， 而巴格瓦蒂則代言了莫迪2001年開始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大興制造業和金融的、號稱“印度廣東”的“古吉拉特模式” 。
也許并非巧合的是 ， 森和巴格瓦蒂兩人的家鄉 ， 也恰恰代表著印度的兩條和西方對話的不同路徑 。 與孟加拉人阿馬蒂亞·森不同 ， 巴格瓦蒂是孟買出生的古吉拉特人 。 他的成長軌跡中沒有寂園這樣的“另類教育”機構 ， 而是一路精英院校 。 在獨立前后的印度 ， 他就讀于西德納姆學院（SydenhamCollege） ， 這是英國人在亞洲最早建立的商學院 。 在那之后 ， 他負笈劍橋的圣約翰學院完成本科學業 ， 再到麻省理工讀研究生深造 ， 在那里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論文 。 畢業之后 ， 巴格瓦蒂順理成章留美工作 。 在這條軌跡上 ， “家鄉”的作用要遠遠小于從倫敦到紐約的“世界” 。 巴格瓦蒂要比森更加像一個純粹的西方學者 。
面對森濃郁的“東西結合”的現代化路徑和經濟學思考 ， 巴格瓦蒂可以說是內心不屑的 。 在他和另一位經濟學家巴納加利亞（Arvind Panagariya）合著的宣言式作品《增長為什么重要》中 ， 巴格瓦蒂將東亞各經濟體的騰飛模式簡化歸因為自由市場、開放貿易等幾個普世因素的組合 。 而對于印度的貧困問題 ， 他也和森持有相當不同的態度 。 森仍然認同國家機構對收入的再分配和普及社會福利實現減貧 ， 而巴格瓦蒂則尖酸地表示他根本不相信印度的國家官僚系統仍有效率 。 在他看來 ， 實現減貧不可以再用這種“正規”路徑 ， 唯有一方面大力刺激增長 ， 提高收入水平 ， 另一方面依賴諸如非政府組織等具有國際標準的減貧手段的力量越過印度政府去實現設想 ， 才能實現發展 。
作為阿羅“傳人”的森 ， 顯然在政府和經濟增長之間持有一種更為復雜的態度 。 阿羅不可能定理用數學公式指出：社會無法以完全彼此無涉的個人偏好的集合實現完美的“公意” 。 而這意味著自由市場經濟學的政治哲學假設——個體自由的匯總就是最大的善——在付諸現實實踐將產生種種問題 。 巴格瓦蒂仍然是市場的信徒 。 但森一直以來的工作便是調和巨大的復雜性——是把政府、市場、公營部門和私營部門調和在一個數學推論已經證明是并不可能真正完美的體系之下 ， 從而尋找“阿羅不可能”中“仍然可能”的部分 。 兩人的哲學道路迥然相異 。
也許可以說 ， 森所崇尚的經濟學 ， 也深深根植于他的“家園”所給予他的教育和啟蒙 ， 是一種“孟加拉現代主義”經濟學 ， 或者干脆可以說是屬于泰戈爾的經濟學 。 他試圖追求的是最大的包容性 ， 兼顧現實與理想 ， 不那么保守 ， 也不那么激進 ， 既有傳統 ， 又有現代 。 在《世界上的家園》中 ， 森不斷強調這種理想是可能的——比如在1960年代的三一學院里 ， 保守的經濟學家丹尼斯·羅伯遜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莫里斯·多布維持了極為禮貌和寬容的同事與朋友關系 。 以至于森表示 ，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 ， 要比后者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更容易成為朋友” 。
但也正是這樣對包容性的推崇 ， 和他那個已經逝去的孟加拉家園 ， 讓阿馬蒂亞·森在近年來愈發難以取悅日漸極化的民眾 。 在印度 ， 他被視為舊時代的遺老 ， 同時被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和激進的經濟改革倡導者厭惡 。 而他又不是一個擅長在理論和觀點上以激烈精彩奪人眼球的人 ， 在媒體上的曝光也日益減少 。 阿馬蒂亞·森的確有極為親近印度主流政治的一面 。 在回憶錄中 ， 他對巴基斯坦國父真納“分拆”印度的批評和對族群沖突的不斷抨擊 ， 都帶有1960年代種種印度官方宣傳的味道 。 在獨立后的印度 ， 孟加拉知識分子的位置也日益下降 ， 對阿馬蒂亞·森來說 ， 《世界上的家園》又何嘗不是對逝去了的世界和逝去了的家園的某種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