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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爾|阿馬蒂亞·森：泰戈爾與經濟學的最后結合(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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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和許多孟加拉知識分子一樣 ， 森不僅得到了完整的西式教育 ， 也沒有中斷印度古典文化的“傳統” 。 其外祖父是寂園學校的梵文和古典學老師 。 森回憶說自己幼時熟讀古典梵語 ， 對梵文戲劇和大史詩都有涉獵 ， 以至于后來發現自己熱愛數學時遲遲放不下對梵文一科的執著 。 不同于傳統的是 ， 森的外祖父同時是個現代派 ， 他試圖用新潮思想重讀梵文經典——他在首陀羅迦的劇作《小泥車》里尋找人性解放的涵義 ， 又重新翻譯和解讀虔誠運動中詩人格比爾達斯的創作 ， 以強調歷史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相互影響 ， 應對1940年代越來越升溫的殘忍的教派沖突 。 就連森的無神論信仰也被對接到了印度哲學——當他和外祖父說自己是無神論者時 ， 外祖父立刻從古典印度哲學中找到了印度的無神論傳統——對佛教思潮頗有影響的順世論唯物哲學 。
一整代這樣的孟加拉知識分子都以這種“貫通東西”的學養和文化而自豪 。 森在寂園學校的同學 ， 印度著名導演薩蒂亞吉特·雷伊就驕傲地說自己是“東方與西方的結合” 。 在獨立后的印度 ， 孟加拉灣的商業與人口流動被新獨立的國家國界所隔斷 ， 乃至孟加拉也被分為東西兩部分 ， 分別歸入印度和巴基斯坦 。 森用了整整一章努力說服讀者們相信如今邊境破碎的東西孟加拉仍是一個整體——無論印度教徒或穆斯林 ， 也無論是屬于印度的“西孟”還是如今的孟加拉國 。 但與森的堅持所不同的是 ， 歷史已經無可逆轉 ， 阿馬蒂亞·森大概會是我們所能見到的泰戈爾所屬的“金色孟加拉”黃金時代的最后一位傳人了 。
不過 ， 對阿馬蒂亞·森而言 ， “家園”不僅僅是東西方的交匯 ， 也是各種痛苦和困境的集合 。 他在童年所處的環境中看到的社會現實對他的沖擊 ， 是促成他學術興趣和生涯方向的重要動力 。 畢竟單單是“貫通東西” ， 又或是文學和藝術的蓬勃注入 ， 顯然不足以讓森成為享譽一時的經濟學大師 。
【泰戈爾|阿馬蒂亞·森：泰戈爾與經濟學的最后結合】1943年 ， 日軍占領緬甸之后一路逼近印緬邊境的山區 ， 和日軍隨行的是孟加拉出身的印度民族主義活動家蘇巴斯·錢德拉·鮑斯 。 他帶領著他組建的“印度國民軍” ， 試圖借助日本的攻勢實現印度獨立 。 而同一時間的孟加拉 ， 英國動員了大量軍隊和勞工修建防御工事 ， 孟加拉的經濟因為戰時的大規模采購而異常繁榮 。 可就在這時爆發了一次超級饑荒 ， 1942年 ， 地區糧價開始飆升 。 整個1943年 ， 森在寂園看到成群結隊的農村饑餓災民從大路走向加爾各答尋找救濟 。 據后來的歷史學家估計 ， 這一年在孟加拉有超過200萬人死于饑餓 。 那一年經濟繁榮 ， 糧食并不算短缺 ， 卻又如此多人死于饑餓 。 這樣的矛盾深深震撼和困惑了森 ， 成為了他此后畢生鉆研的經濟學主題 。 1989年 ， 森出版著作《貧困與饑荒》 ， 專門開辟章節分析了1943年孟加拉饑荒的成因——饑荒并非因為缺乏糧食 ， 而是戰時經濟的管制、只照顧城市的配給制度、殖民地體系的系統性問題 ， 共同導致了歷史上的慘劇 。
對森來說 ， 與饑餓問題同樣重要的是印度的分治政治帶來的仇殺和暴力 。 這些話題同樣體現在了他職業研究生涯中 。 從《身份與暴力》到《慣于爭鳴的印度人》 ， 隨處可見早年在孟加拉的“家園”帶給他的命題 。 這些書寫 ， 也可以視為森對近年來卷入的諸多爭論的回答 。
2014年印度大選前后 ， 兩位著名的印度出身的經濟學家在媒體上打了一場筆戰 。 一方是森 ， 另一方是著名的美籍印度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與自由貿易專家賈格迪什·巴格瓦蒂 。 他們爭論的話題是印度如何發展——巴格瓦蒂認為應該優先側重刺激增長 ， 至于社會福利、醫療和教育要等到有了實質性的增長才能兼顧；阿馬蒂亞·森則反對過度關注增長 ， 認為缺少社會福利、基礎醫療與教育的社會不僅不可能實現穩定增長 ， 還最終會帶來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和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