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首頁 > 人文 > >

泰戈爾|阿馬蒂亞·森：泰戈爾與經濟學的最后結合( 二 )

故事小說世界回憶錄印度泰戈爾阿馬蒂亞·森巴格瓦蒂肯尼斯·阿羅家園孟加拉治療吉卜林


擁有這樣的人生經歷 ， 以《世界上的家園》作為書名 ， 是否是阿馬蒂亞·森想體現溫情 ， 又映襯出自己的世界公民身份？也許是 。 然而這個題目也是在致敬是泰戈爾筆下黑暗的悲劇小說《世界與家園》 。 這本1916年出版的小說 ， 借助一段三角戀情刻畫了孟加拉知識分子心中的掙扎——如何同時面對自己深深浸入其中的西方文化和自己深深厭惡的殖民統治？如何既試圖從殖民統治中拯救印度 ， 又面對獨立運動中泥沙俱下的迷信、暴力與非理性？在小說中 ， 這一矛盾橫亙在兩個印度孟加拉知識分子和他們共同熱愛的女性之間 。 在結尾 ， 無法解決這一矛盾的主人公選擇了死亡 。
阿馬蒂亞·森是否在暗示“不死”的自己也困宥于這樣的矛盾之中？盡管他沒有明說 ， 但回憶錄中頗為重要的主題呼應了這一矛盾——如何理解泰戈爾？森借助泰戈爾身上的矛盾 ， 傳達了自己對“家園”和“世界”這一對關系的看法 。
森的整個童年幾乎都在泰戈爾身邊度過 。 他一家人和泰戈爾聯系緊密 。 詩人1941年去世之前的最后演講 ， 是由森的外祖父哥什蒂·莫漢代為對公眾宣讀的 。 借助泰戈爾的全球友誼和亞洲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巨大名望 ， 童年的森在泰戈爾的學校里見到了接踵而至的印度和世界各地的人物——圣雄甘地、羅斯福夫人……甚至還有蔣介石夫婦 。 在他的同學中 ， 則有來自印度乃至世界各地的友人 ， 森回憶自己和赴印教書的中國學者譚云山的兒子譚立維持了超過半世紀的友誼 。 這些 ， 是泰戈爾和極盛的孟加拉文藝圈子帶給森的一整個“世界” 。
然而這個“世界”也時刻掙扎在被追捧和不被理解的邊緣 。 彼時泰戈爾赴世界各國演講 ， 受到褒貶不一的評價 。 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就堅持認為這位詩人乃一介神棍 ， 故弄玄虛 。
森則提醒讀者注意泰戈爾和甘地的一次激烈爭執——1934年 ， 比哈爾大地震 ， 正在主張賤民權益的甘地立即指這是上天對印度人實行“不可接觸”賤民制度的天譴 。 泰戈爾卻極力反對這種提法 ， 認為就算這樣有助于廢除不可接觸制 ， 也會助長更多的非理性 。 借助甘地與泰戈爾的沖突 ， 森努力為泰戈爾“正名” ， 把一個外界視為東方玄學和靈性文化的代表拉回到現實中 ， 還原他作為二十世紀知識分子更為理性和深思的個人形象 。
泰戈爾的確熱愛神秘主義 ， 重視意識之外的心理體驗 ， 但這未必是他的印度一面 ， 畢竟他也深受維也納“新藝術風格”乃至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的影響 ， 并且將后者融入現代藝術創作 。 與此同時 ， 他也極為強調理性分析和批判 ， 無論是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抨擊 ， 還是對日本在亞洲的擴張 ， 乃至對印度自身民族主義和族群政治的警惕 ， 都尤其敏銳 。 這種理性賦予了泰戈爾晚年極為悲觀的底色 。 而諸如愛爾蘭詩人葉芝這樣 ， 將泰戈爾詩歌中最為“靈性”的部分著重渲染 ， 作為自己心目中西方文明的解藥 ， 對此 ， 森的理解是泰戈爾默默地接受了這樣的“人設” ， 并不過度辯解什么 。
泰戈爾代表著森的“家園” 。 這是源自加爾各答的“孟加拉文藝復興”的至高點 。 從19世紀初開始 ， 加爾各答的孟加拉知識分子們不斷涉獵英國和西方文化——語言學、宗教學 。 他們創作詩歌、小說、戲劇 ， 在此基礎上重構對印度歷史和文化的論述 。 二十世紀初 ， 孟加拉知識分子們最早引入畢加索的立體主義和康定斯基的先鋒派繪畫 ， 最早創作出電影長片 。 在這種背景下 ， 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阿馬蒂亞·森能夠成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亞洲人——在1940年代的“寂園”學校 ， 老師們和學生討論蕭伯納和列寧；在1950年代初 ， 加爾各答學院街的合作社咖啡館里 ， 森和他的朋友們圍繞著馬克思和凱恩斯的經濟學命題開展辯論 。 這些對森來說如此理所當然 ， 使得他在抵達劍橋時 ， 完全沒有什么知識上的不適或無法銜接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