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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我讀︱考亭有知音，轉精集大成——《朱熹文集編年評注》述評(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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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朱熹書信部分的系年 ， 前面已經提到 ， 已經有了相當成熟的研究基礎 ， 那么 ， 是不是采取“拿來主義”的方式 ， 作起來相對簡單呢？具體觀察之后 ， 感到遠非如此 。 對于已經有了系年結論的書信 ， 整理者還要走一遍檢證過程 ， 是者從之 ， 非者證誤 ， 語焉未詳者補證 。 有時候 ， 往往草創相對簡單 ， 因為是沒有參照物的獨一份 ， 對既有研究結論的是非證誤 ， 則更需功力 。
對此 ， 聊以舉例觀之 。 正集卷二十六《與顏提舉札子》 ， 系于“淳熙六年冬” 。 本文【編年】云：“據《書信編年》 。 卷二十二有《自劾不合致人戸逃移狀》兩篇 ， 為此札作年確證 ， 《書信編年》未舉出 。 又《年譜長編》將以上四札前三篇置于淳熙六年六月 ， 而此第四札不列六年之內 ， 或見文云‘今秋多雨 ， 晚田多旱’ ， 故以為七年事耶？”這一編年考證 ， 對以往研究 ， 既有對系年未備者之補充 ， 又有對不確者之指誤 ， 還有對致誤原因的分析 。
再看一例 。 卷四十《答何叔京》系于“淳熙初” 。 本文【編年】云：“此篇與下篇當依淳熙本作《答王子合》 。 本篇言《復卦》‘見天地之心’說及心體之說 ， 卷四十九《答王子合》二、五書皆言《復卦》 ， 二、五、十二書皆言心體 ， 故當一時先后所作 。 彼數書作于淳熙初 ， 故此與下篇亦當作于同時 。 《書信編年》仍作《答何叔京》 ， 置乾道三年、八年 ， 不妥 。 ”系年依據宋刊版本對致信對象作了發覆 ， 并從文本內容與作于同時的書信加以比較 ， 從而作出了正確的系年 ， 同時還指正了既有研究沿襲版本之訛而形成的錯誤 。 這樣的系年考證無疑極有裨益于朱熹行歷、交游乃至思想的研究 。
整理者對詩文系年 ， 還留意利用了新發現的墓志石刻史料 。 例如 ， 卷六〇《答朱朋孫》 ， 系于“紹熙三年四年間” ， 本文【編年】云：“據最近新發現的《程迥墓志銘》（中國江西網上饒頻道2014年4月10日通訊員程子華報道） ， 程迥卒于紹熙三年五月 。 書云：‘欲為沙隨程丈立祠’ ， 是在其卒后不久 ， 蓋三四年之間也 。 《書信編年》置于慶元元年 ， 乃因迥卒年誤斷所致 。 ”利用新發現的墓志 ， 反映出整理者對學術動態的敏感關注 ， 而對既有結論糾正的信而有征 ， 也極大提升了朱熹詩文系年的準確度 。
此外對系年的處理方式 ， 也有值得贊許之處 。 現在 ， 不少編年的新整理本都將原書編排打散 ， 按考證出的系年重加排列 。 自然如此處理 ， 將所有作品系于同一年之下 ， 有讀者便覽的好處 。 不過改變了古籍原貌 ， 看了總有些戚戚然 。 我們整理古籍一個目的是供研究之用 ， 還有一個目的是讓古籍保持原貌 ， 流傳下去 ， 而不是要來制造一部“新籍” 。 從這個意義上說 ， 這部朱熹文集新整理本處理的方式比較可取 。 即在維護文集原貌的基礎上 ， 將系年記于詩文題下 。
第四 ， 詩詞解題注釋 。 翻檢新整理本 ， 理學家朱熹的詩詞作品出乎意外之多 。 其實 ， 對于朱熹的詩詞 ， 一向有很高的評價 ， 諸如“古體當推朱元晦”、“詩名終是朱文公”、“三百篇以來 ， 一人而已”等等 ， 只不過 ， 道學過強的光芒遮蔽了朱熹的詩詞成就 。 文集共收詩詞七百六十二篇 ， 一千二百一十八首 。 “問渠哪得清如許 ， 為有源頭活水來” ， “少年易老學難成 ， 一寸光陰不可輕” 。 除了這些耳熟能詳、明白易曉的詩句 ， 跟唐宋其他詩人一樣 ， 朱熹詩詞不乏本事和用典 。 并且以廣博的學識 ， 貫穿儒釋道 ， 藉詩說理 。 這對于今天的讀者來說 ， 會有一些理解障礙 。 因此 ， 整理者對集中全部詩詞加以注解 ， 以“解題”介紹創作背景 ， 提綱挈領地概括全篇意旨；以“注釋”疏通文意 ， 點出本事、用典及闡釋疑難詞句 。 得“理趣”而祛“理障” ， 在全面研究的基礎上 ， 從詩詞觀朱子 ， 更可以捕捉到朱熹的全息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