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之為此 ， 非徒令人炫奇好異、悅目怡情也 。 蓋人限于方域 ， 阻于時代 ， 足跡不能遍歷五洲 ， 見聞不能追及千古；雖讀書知有是物 ， 究未得一睹形象 ， 故有遇之于目而仍不知為何名者 。 今博采旁搜 ， 綜括萬匯 ， 悉備一廬 ， 于禮拜一、三、五日啟門 ， 縱令士庶往觀 ， 所以佐讀書之不逮而廣其識也 ， 用意不亦深哉！”這是晚清思想家、教育家王韜在《漫游隨錄》中寫下的話 ， 他在1867年至1870年間赴歐洲旅行 ， 曾去大英博物館參觀 。
王韜指出了現代博物館的本質 ， 即：只讀書不見實物 ， 不能“廣其識” 。 但和早期啟蒙思想家一樣 ， 見新事物 ， 只會哲學分析 ， 不會從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角度看問題 ， 落入自圓其說、倒果為因的窠臼 。
大英博物館自1753年建館 ， 1759年對公眾開放 ， 直到1876年 ， 普通人想進入 ， 需4月提交申請 ， 8月才得反饋 。 時人稱：“參觀大英博物館的可能性 ， 比進天堂還難 。 ”直到開館百余年 ， 才較寬松 ， 恰好被王韜趕上 。
王韜意識不到 ， 大英博物館最初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廣其識” ， 而是為塑造帝國價值觀服務 。 只是隨著大眾文化成為主流 ， 大英博物館早期的殘忍性、掠奪性才有所收斂 ， 因藏得太深 ， 讓人誤以為它一出生就是干凈的 。
對于大英博物館 ， 既要看到它是文明的殿堂 ， 保存了許多珍品 ， 也要看到它是一座文物的監獄 ， 大量展品帶有原罪 。 近日 ， 網友自拍網絡短劇《逃出大英博物館》 ， 揭開大英博物館被隱藏的另一面 。

▲大英博物館藏《三菩薩壁畫》（圖片來自北京晚報）
有博物學無博物館
博物是科學誕生前的學術 。
博物通過觀察、分類、邏輯總結等展開研究 。 與科學不同 ， 博物無實驗驗證 ， 實用性差 ， 但研究范圍更廣 ， 方法更自由 ， 更契合人類求知的天性 。 達爾文、林奈、法布爾等都是博物學家 ， 非科學家 。
科學將人類帶入現代社會 ， 但科學日漸精專 ， 普通人被屏蔽在外 ， 失去了對知識的興趣 。 所以現代人不再關心小區中有多少植物 ， 它們何時開花、何時結果 ， 這些植物下有什么昆蟲……
古代中國涌現出許多博物學家 ， 如李時珍、宋應星、沈括、洪邁、葛洪、張仲景等 。
一方面 ， 商業推動了博物學進步 。 明代富豪為爭社會地位 ， 大事收藏 ， 比如項元汴藏畫 ， 故宮博物院藏古代書畫共4600余件 ， 2190件出自項家舊藏 。 印章收藏、書信收藏、文玩收藏等 ， 皆巨商推動而成風氣 。
另一方面 ， 人類天生對世界感到好奇 ， 希望了解它 ， 這是基本人性 。
然而 ， 經學傳統抑制了博物學的發展 。 經學強調死記硬背、反復練習 ， 以最大化保存傳統文化成果 。 博物學強調的融入自然、快樂為本、獨立觀察等 ， 被視為“荒疏”和“嬉” ， 遭到否定和約束 。
此外 ， 歷代統治者對商人充滿警惕 ， 刻意抑制 。 朱元璋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下令：“農民之家 ， 許穿綢紗絹布 。 商賈之家 ， 止許穿絹布 。 如農民之家 ， 但有一人為商賈者 ， 亦不許穿綢紗 。 ”類似規定很難長期貫徹 ， 但有嚇阻作用——巨商多低調 ， 藏品輕易不外露 ， 更不敢向公眾展示 。 所以 ， 中國博物學始終未得充分發展 ， 亦未能內生出博物館文化 。
人人談博物因為能發財
歐洲早期情況與古代中國近似 ， 直到16世紀 ， 才有改變 。
據學者易丹妮的《歐洲早期博物館的興起：背景與歷程》 ， 1540年 ， 佛羅倫薩共和國（今屬意大利）執政者科西莫一世·美第奇將長老會議宮改建成私宅 ， 多個房間用來陳列藏品 。 1560年 ， 他又遷到別處 ， 便將長老會議宮改作“古物所”（1581年改建完成） ， 后成畫廊 ， 以培養為貴族服務的藝術家 。 直到1769年 ， 它才對公眾開放 ， 此即現代博物館之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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