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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明｜一周書記：戰后德國文學與出版的……“撥亂返正”( 五 )

文學作家德國


比起較為明確、清晰的出版管理制度、東西部之間的圖書進出口業務、海關對郵寄、攜帶圖書的檢查制度等問題 ， 作者以大部分篇幅對作家和作品的具體分析論述可能更具有生動的可讀性 。 比如關于弗倫策爾夫婦和他們撰寫的《德語文學編年史》 ， 這是一部暢銷的文學史著作 ， 影響很大 。 但是實際上這對夫婦不僅都有為納粹宣傳工作積極效力的不光彩的歷史 ， 而且在撰寫這部著作時仍然繼續以納粹的文學觀念、評判標準來撰寫 。 出版商則以“我們不是去納粹化的機構”等理由為說辭而隱瞞所了解的作者經歷 ， 堅持出版該書 ， 原因當然是市場效益 。 重要的問題是這部《德語文學編年史》“導致很多作家被雪藏 ， 并有意識地模糊化了最近的文學歷史背景 。 就這樣 ， 一些作家像貝托爾德·布萊希特、托馬斯·曼或阿諾爾德·茨威格流亡國外——沒有明確的原因 。 該書在編寫過程中采用了最近的歷史中這種霧蒙蒙的風景……遺忘就變得堂而皇之了” 。 （315頁）
【|李公明｜一周書記：戰后德國文學與出版的……“撥亂返正”】問題最后就回到作者在開頭提出的那個關鍵性的問題：怎樣處理已經成為歷史的戰爭和大屠殺？兩德在對待德國人的罪行和責任問題上有何區別？他們是選擇書寫罪行與責任 ， 還是對此保持沉默？ 這當然不僅僅是德國人的問題 。 作者最后指出：“很難想象 ， 人們只能以委婉的方式來談論所有熟悉的事情 ， 包括德國人的戰爭罪行和大屠殺 ， 明明這些認識是大家共有的遺產 。 在早期進行了短暫的研究之后 ， 德國通俗文學的中心似乎就已經放在了將德國人刻畫為受害者上 。 這種掩飾的影響之深遠可以在廣泛傳播的非通俗文學中看出來 。 這種類型的文學來自20世紀20年代 ， 在第三帝國進一步發展 ， 同時具有高度的結合能力 。 例如 ， 考古小說《眾神、挖掘者和學者》的長期暢銷 ， 它可以示范性地體現出 ， 即使是去往遙遠的古代遠足 ， 也首先要回避新近那段歷史 。 這個標題和其他無數標題之所以能夠吸引公眾 ， 恰恰是因為它們為公眾提供了這種回避的可能性 。 ”（364頁）由此我們不難明白的是 ， 回避、掩飾、淡化歷史罪責曾經是德國文學在戰后的“撥亂返正”中遇到的最大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