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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明｜一周書記：戰后德國文學與出版的……“撥亂返正”( 四 )

文學作家德國


接下來 ， 戰后兩個德國的文學與圖書出版的不同發展路徑很快就呈現出來：“美占區對出版物的預審以及內容上的審查已于1945年10月廢止 ， 英占區是在兩年之后 ， 法占區則是在三年之后 。 在蘇聯占領區 ， 也就是后來的民主德國 ， 直到1989年才廢止 。 在西部占領區 ， 1949年聯邦德國建立時 ， 廢止了出版社建立需要通過戰勝國頒發許可證的制度 。 而在東部占領區 ， 這種嚴格的準入制度一直持續到了民主德國解體 。 ”（18頁）為什么會出現這樣不同的發展圖景？作者說就是因為決定兩個德國命運的不同“遺產管理人”的區別：“如果說各戰勝國在開始還可以保持一致的話 ， 它們之間很快就出現了明顯的分歧 。 ”（19頁）一個明顯而又充滿悖論的歷史事實是 ， 就“去納粹化”來說 ， 蘇占區起步較快 ， 寬嚴結合 ， 在某些社會領域的改造更加徹底；美、法、英占區對此重視的程度不同 ， 總體上看來“去納粹化”不如蘇占區徹底 。 但是作者認為“去納粹化第一階段的結束導致了兩個德國的產生 。 ……這次運動至少促進了聯邦德國民主政體的產生 。 而在民主德國 ， ‘國家大力宣傳的反法西斯主義……試圖讓民主德國的去納粹化運動顯得比聯邦德國更加合理’ 。 然而結果卻不盡如人意 。 ”（21頁）以后人所共知的兩個德國歷史道路的差異與巨變可以說明什么是“不盡如人意” 。
在圖書出版的法律規定方面 ， 在西部占領區隨著聯邦德國政權的建立 ， 出版許可證、紙張分配制度和審查制度很快取消了 。 “那些想擺脫戰勝國同盟思想改造的人也有機會創作、傳播和接受相應的讀物 。 ”（23頁）著名納粹分子的自我辯護錄、回憶錄開始成批出現 。 聯邦德國的法律規定危害青少年思想道德發展、頌揚犯罪、戰爭和種族仇恨的出版物必須列入禁書清單 ， 同時規定書籍不得“單純因為其政治、社會、宗教或世界觀的內容”被列為禁書；即使被收入禁書清單也不意味著被完全禁止 ， 只是為了排除潛在購買群體中的未成年人 。 （24頁）另外 ， 對書籍的甄別由聯邦檢查機構負責 ， 但是各種文化、圖書團體都參與決策 ， 還規定可以提出異議和申訴 ， 以防止對言論自由的真正侵犯 。 在民主德國 ， 通過《青少年保護條例》和附加條款實現對“糟粕書籍”的全面禁止——不僅僅是在出版、銷售環節 ， 還規定學校老師必須檢查學生書包 。 在民主德國對學生的鑒定中 ， 有單獨的一欄用來填寫書包檢查的結果 。 “‘美帝國主義企圖摧毀我們的文化自信和德意志民族的反抗力量 ， 以便為它的殖民和戰爭計劃做準備 。 ’這些言辭顯示出民主德國當權者對于‘外來滲透’的非常具體的恐懼 ， 它與當年納粹對‘外族’的警告如出一轍 。 ”（28頁）
在民主德國 ， 文學出版必須接受國家的調控 ， 但是也使“在美學和藝術上擁有高品位的文學”可以不考慮市場需求 。 在聯邦德國 ， 自由市場得到發展 ， “人們往往出于經濟利益考慮而選擇回避某些有關過去的問題” 。 作者認為這兩種文學傳播體系并不是完全水火不容 ， 而是相互交錯、互為補充 。 （31頁）作者在全書最后一章總結說 ， 1945年之后民主德國作家致力于發展自己獨特的社會主義文學 ， 聯邦德國的新作家們也開始支持年輕的聯邦德國文學 。 但是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 ， 這兩股勢力的影響力依然很弱 。 （360頁）這說明戰后新文學無論在東部還是西部都是只能緩慢成長 。 在此同時 ， 對于傳統的德國文學遺產的態度則顯得要復雜得多 ， 包括對作家、文學團體、文學出版物的態度都呈現出非常復雜的情況 。 作者把兩個德國在這方面的情況概括為“聯邦德國接收了第三帝國的遺留人員 ， 而民主德國則繼承了它的結構性遺產” 。 （同上）本書的大部分內容都是為數眾多的具體作家的生平際遇、作品影響、圖書市場情況和讀者傳播接受情況來闡釋了這兩種遺產的接受史實 ， 在這些對于我們普通讀者來說都是陌生的作家、作品的論述中 ， 我們時常卻能夠產生真實的感受 。 比如曾經走紅的納粹作家如何極力洗白自己 ， 曾經被納粹打擊的流亡作家如何為自己爭取聲望 ， 在暢銷讀物中如何小心處理類似戰爭罪責、大屠殺的國民責任等敏感問題——正如作者所說 ， “縱觀戰后初期聯邦德國的通俗文學 ， 不管在語言還是內容上 ， 都將所發生的一切蒙上了一層可容忍的面紗 ， 這被看作當時通俗文學領域的主要潮流 。 德國的戰爭罪行在作品中變得撲朔迷離 ， 作者們也開始使用日常的通俗語言 ， 甚至使用通俗小說風格描寫戰爭題材 。 ”（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