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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述司馬遷及其《史記》「祝總斌說史記兼論司馬遷史記的得名問題」(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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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為這和到漢代稱引國家史書名之為“史《記》”已不多見，二者關連已逐漸淡化緊密聯系 。據《漢書·藝文志》 ， 西漢記事之國家史書已漸改稱《漢著記》，凡百九十卷，“師古曰若今之起居注” [63] ?！稘h書·五行志》“凡《漢著紀（記）》，十二世（由高祖至平帝），二百一十二年” [64] 。《漢書·谷永傳》成帝時上書言災異，稱“八世《著記》（由高祖至元帝）” [65] ?！逗鬂h書·皇后紀》和熹鄧皇后時平原侯劉毅上書稱“漢之舊典，世有《注記》” [66] 。《后漢書·文苑李尤傳》安帝時“受詔”與劉珍等“俱撰《漢》”[67]（后漢應劭《風俗通義》卷八《祀典·灶神》已稱引此“《漢》” [68]） 。又《風俗通義》“按《明帝起居注》”云云[69] 。后漢荀悅《申鑒·時事第二》“先帝故事有《起居注》” [70] ?！端鍟そ浖径分洝稘h獻帝起居注》五卷；并附稱“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云云[71] ?？傊?nbsp;， 稱引國家史書，名之為“史《記》”的歷史和影響漸漸成為過去，它被新的各種名稱代替了 。這便為司馬遷個人著作得以獲“史《記》”之名準備了前提 。
其演變情況當是這樣的：
前述司馬遷其書還有《太史公記》和《太史記》之名 ?！短饭洝纷钤缫娪凇稘h書·楊惲傳》“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 [72] 。按《太史公書》之名乃司馬遷自定，楊惲作為晚輩為何要擅改？我以為很可能是因為當時尚有古來國家史書稱《記》之傳統（前有“秦《記》” ， 漢有《著（注）記》，均見上） ， 楊惲為突出司馬遷此書乃相當于古來國家史書的史學著作性質，故改“書（無論視為'書'或'《書》'）”為“《記》”（作“書”則此義不顯） 。但因畢竟乃個人著作，且為突出司馬遷，故《記》上保留“太史公”三字以別之 。這是先秦兩漢書中“史《記》”之“記”本應理解為“《記》”的又一證明 。也正因如此，到東漢中后期當“史《記》”之稱進一步淡化[73]，而《太史公》則因為在突出司馬遷此書相當于國家史書性質上其涵義優于《太史公書》、《太史公傳》及《太史公》 ， 因而進一步流行，而后三者則漸被冷落[74] 。以下一事最能反映稱《太史公》的意圖所在 。如東漢明帝曾批評司馬遷此書“微文刺譏，貶損當世（指西漢武帝）” [75]；班固不予理睬，仍然在《漢書·司馬遷傳贊》中高度評價其書“其文直，其事核（實），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76] 。盡管它違反皇帝意志，可發展到漢末，荀悅在所寫《漢紀》評價司馬遷此書時依然稱引《漢書》，照抄這十七個字，這是這一評價早已深入人心，司馬遷此書在人們心目中相當于國家史書之反映[77] 。然而荀悅同時卻將《太史公書》改為《太史公》（按《太史公自序》原文作“遭李陵之禍 ， ……乃喟然嘆曰”云云，然后發憤寫作，“自黃帝始”，“為《太史公書》” 。《漢書》照抄《自序》這一段話，后面也作“自黃帝始”，“為《太史公書》” 。而《漢紀》在照抄“遭李陵之禍，喟然而嘆”著書之后 ， 卻改作“始自黃帝，……為《太史公》” [78] 。三者對比 ， 以“《記》”代“書”之跡顯得十分突出） 。很清楚，這是借此再一次在強調司馬遷此書相當于國家史書的“實錄”性質 ， 因而其《太史公》之“記”，必當為“《記》”，而不是一般理解的記事義之“記”，因為如是后者，改“書”為“記”便無甚意義，荀悅何必要巴巴地通過前述文字排比、對比，突出這一意圖！
正是在這一背景和學術風氣下，如漢末另一著名學者應劭在所著《風俗通義》中，不但稱引《太史公》，而且時而又將它簡化為《太史》[79] 。原因當在于稱此二名，重點均在《記》，均在肯定司馬遷所著乃相當于國家史書（“實錄”）的《記》，至于作者稱“太史公”或“太史”是都可以的，大家都知道是指司馬遷 。由于此故，當古來作為國家史書的“史《記》”之名及影響進一步淡化、消失，《太史公》、《太史》便在不知不覺中又簡化為“史《記》”了[80] 。這“史《記》”與古來列國“史《記》”的共同點是，其《記》，全不是義指記事之“記”，而是指史學著作之《記》；區別是后者之“史”是國家記事史官之“史”，而前者之“史”則非國家記事史官之“史”，而是“世主天官”的“太史公”之“史”，因而后者之《記》雖自來是指國家史書，而前者之《記》則化為指司馬遷的個人著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