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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中華｜陳鐵民：與中華書局往來雜憶

中華書局中華北大中文系論文文史金燦然

“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 ， 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 ， 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 。 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 ， 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系 ， 卻比任何行業大些 。 ”中華書局創始人陸費逵先生（1886—1941）這樣講到 。
今年是中華書局成立110周年 。 在110年歷史上 ， 無論早期以“開啟民智”為宗旨的教科書出版 ， 還是1958年以來的古籍整理和學術出版 ， 以及新時代作為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鎮的作為 ， 中華書局對國家社會進步貢獻甚巨 。 110年華誕之際 ， 中華讀書報設立專欄 ， 以“我與中華”為題 ， 分享中華書局的作者、員工與中華的緣分故事 。
在北京的多家出版社中 ， 我與中華書局的往來 ， 算是最多最密切的 。
記得1960年我在北大中文系文學專業畢業后 ， 被分配到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當研究生 ， 當年九月初我到文獻專業報道后 ， 因為研究生的學業尚未正式開始（1961年2月正式開始） ， 就先在古典文獻教研室參與《賈誼集》的整理工作 。 大約這年的九十月份 ， 教研室收到中華書局的通知 ， 說局里開辦學術講座 ， 邀請教研室人員參加 ， 于是我就從北大轉了多次公交車 ， 到書局遷京后的第一個地址——東總布胡同 ， 聽了兩次講座 ， 一次是趙萬里先生講版本 ， 一次是馬宗霍先生講經學 ， 講課地點就在書局辦公樓前的院子里 ， 條件頗簡陋 ， 只是在院子里支了一塊小黑板 ， 從辦公室搬來一些椅子 ， 大家就這樣圍坐在一起聽講 。 那時北大古典文獻專業剛創辦不久 ， 各方面的條件都差 ， 由于專業的培養目標是古籍整理人才 ， 將來畢業生不少要到中華書局當編輯 ， 所以書局從人力、物力上都對專業給予大力支持（如贈書建立專業的資料室 ， 代請校外教師等） 。 那時候是書局與古典文獻專業關系最為密切的時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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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書局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舊址（1957年春—1961年秋）
大約也在1961年 ， 中華書局負責人金燦然曾到北大來作調研 ， 就住在朗潤園專家招待所 。 了解古典文獻專業的情況和需求 ， 是金燦然這次調研的主要內容之一 。 調研期間 ， 他曾與我們幾位研究生見面、談話 。 調研完畢 ， 還寫了一份厚厚的調研報告 。 文革期間 ， 這份報告外泄 ， 我還曾讀過 ， 報告中對每一位研究生的情況都有介紹 ， 對本人還給予好評 。 這一切都說明 ， 金燦然同志對人才培養很重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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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9月份 ， 教研室為我們四個61年2月入學的研究生（孫欽善、何雙生、武青山和我） ， 開了一門《史記》的課程 ， 每周一個下午 ， 上一個學期 ， 授課老師是中華書局的宋云彬 ， 授課地點就在宋先生的家中 。 這時中華書局已遷到翠微路 ， 宋先生的家就在書局旁邊 。 那時一到上課這一天 ， 中午學校食堂一開門 ， 我們就得趕快進去吃飯 ， 然后急急忙忙跑到公交車站等車 ， 一路要轉好幾次車 ， 才能抵達翠微路 ， 上完課 ， 還得立即趕回北大 ， 否則吃不上晚飯 ， 頗辛苦 。 那時宋先生正做《史記》點校本的整理與最后定稿工作 ， 他授課的內容 ， 就是工作中發現的問題 ， 宋先生一口江浙普通話 ， 不大好懂 。 授課過程中 ， 宋先生曾布置過一次作業 ， 要求各自選一篇《史記》人物傳記譯成現代漢語 ， 對四人的譯文 ， 宋先生讀后都不大滿意 ， 原因大概是我們都采用直譯的方法 ， 譯筆不夠流暢 。 課程快結束時 ， 宋先生要求每人寫一篇讀書報告 ， 作為這門課的成績 ， 我于是就《史記》的?？眴栴}寫了幾條讀書札記 ， 宋先生讀后很滿意 ， 給了五分 ， 并寫評語說：這篇讀書札記的質量很高 ， 不過文言文寫得不大熟練 。 這門課于是結束 ， 總算沒有白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