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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藝術開卷｜明末清初江南城市繪畫中的西洋因素(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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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與嘉定
關于西洋繪畫因素對南京地區畫壇的影響,可由兩位畫家入手——晚明畫家吳彬(活躍于 1573—約 1625)與晚明首要的寫真畫家曾鯨 。 這兩位畫家的繪畫生涯均開始于福建沿海莆田,這里與繁榮的港口城市泉州相距不遠,而泉州自16世紀開始便因與葡萄牙的通商而能接觸到舶來的西洋畫,吳彬與曾鯨兩位畫家的早期繪畫生涯勢必也受到了這些西畫的影響 。 雖然此次無意討論晚明肖像畫對西洋繪畫因素的借鑒,但要提請注意的是,這一時期肖像畫令人驚嘆的復興,別立為一門鮮活且深受時人歡迎的藝術形式,在很大程度上離不開異質文化的滋養以及西洋繪畫創造出的誘人效果 。 正如此時的某位中國評論家所言,新的繪畫技術能讓畫中的人像“如鏡取影”,而這一觀察格外適用于曾鯨的繪畫 。
南京系耶穌會士重要的傳教點,南京畫壇也因此更能體現外來藝術的影響 。 所謂的“金陵八家”(一批活躍于清初的山水畫家)的畫作頻繁出現西洋繪畫的母題與構圖技法,其中包括光影幻象效果, 平面層層深入的景深效果,清晰的水平面,具有透視短縮效果的舟船與小橋,內部空間清晰可讀的屋宇 。 樊圻一幅現藏于柏林博物館的手卷,淋漓盡致地體現了藝術家對西洋技法的借用—以橫向的 短線烘托具有光影明暗效果的湖面,水天一線處的帆船部分被水平的細線截斷 。 這種水平面的效果,可在納達爾(Nadal)所著的宣示基督行狀一書的插圖中找到極為相似的圖例, 甚至有可能就來源于納達爾此書 。 此書在當時的中國已有相當的影響力,因而樊圻的手卷很可能是以納達爾的銅版畫插圖為風格淵 源 。 南京畫派的其余幾位畫家——鄒喆、高岑、吳宏、葉欣——畫作中的西洋化特質雖不如此畫一目了然,卻也是顯而易見的 。
繪畫|藝術開卷｜明末清初江南城市繪畫中的西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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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賢作品
南京的繪畫大師在借用西洋風格與意象方面,以龔賢(約 1619—1689)最能自出新意,營造出富有神秘感的“真實”的世界景象,但如龔賢自己所言,畫中的世界實乃人所不至之處 。 龔賢等人的這些畫作乃是清初繪畫中最氣勢撼人的佳作,也是中外繪畫因素完美融合(fusion)的另一成功典范 。 這些畫家結合中西畫法的技巧之高妙,若非將這些中國的山水畫與那些多少對之有啟發的西洋銅版畫并列比較,觀畫者很難意識到這些繪畫并非純粹地根植于中國的繪畫傳統 。 例如,阿瑟·韋利(Arthur Waley)在其 1923 年 論中國繪畫的專著中,便令人難忘地將龔賢稱作“清初畫壇或最具原創性的畫家 ”, 19世紀末的數位法國批評家亦發現, 葛飾北齋某些富士山景版畫中的落日效果或突兀的景深效果,具有一種奇特的誘人魅力 。 對這些西方觀眾來說,他們恐怕并未意識到,相較于其他中國畫家的繪畫,龔賢的山水畫之所以更容易令他們產生親近感,實是因為龔賢畫面的效果借鑒自他們自己的繪畫傳統,而這也正好解釋了他們覺得龔賢繪畫熟悉且易于理解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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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沈蒼《溪橋秋思》冊頁 ， 水墨紙本 ， 29.8厘米×45.2厘米 ， 柏林東亞藝術博物館 (Ostasiatische Knstsammlung Museum fu?r Asiatische Kunst, Berlin) inv.no.1960-5
作坊設在距上海東南約二十里外的小鎮嘉定的畫家沈蒼(活躍 于 1697—1714),只算小有名頭,是一位以工細風格見長的樓閣人物山水畫家 。 地方志的記載提到他曾北上京師,并在那里結識了“西土之士”,他畫中所用的西方繪畫技法或許就是從這些西洋之士那里習得的 。 如果這一推測無誤,沈蒼則不屬于上文所論的于京都擷取西畫模式的江南藝術家 。 以沈蒼 1705 年的《溪橋秋思》（圖3）為例,畫中有不少西洋繪畫因素:頗具體量感造型的巨崖,畫面左下方,巍峨的山崖下,一對渺小的人影緩緩穿過溪橋,即文士及其書童 。 這兩個人物身后山谷中的樓宇及畫面右邊山路旁如佛塔般的樓閣(以及遠處與之呼應的針狀的山峰)則展現出沈蒼樓閣界畫巨細靡遺的風格技巧 。 畫中占據主要構圖的堂堂土塊,具有統一的高光與陰影,一道道云霧從中間橫穿而過,這樣的構圖已見于時代稍早的吳彬與龔賢的山水畫 。 這兩位藝術家之所以有如此的特質,除借 鑒外來的風格模式外,也遙承了北宋巨嶂山水的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