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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職場劇來看道德焦慮：主流文化下的價值取向( 二 )



平小安道出了在自己抗擊疫情這個特殊時期的焦慮和恐懼 ， 醫者不求回報、救死扶傷的道德文化模式此時成為以平小安為代表的群體焦慮心理的決定性因素 。
出于集體主義原則和醫護人員的職業道德要求 ， 平小安作為護士有責任和義務履行先集體后個人的職場道德規范 ， 但面對未來日子擔驚受怕的工作 ， 她開始動搖自己職業價值的意義 。
長期以來受傳統儒家思想影響 ， 她無法拋下同事和患者獨自求生 ， 但同時她又懼怕死亡帶給她的精神沖擊 ， 所以她出現了做噩夢、失眠這樣的焦慮性神經癥的癥狀 。

平小安自述的失眠癥和夢魘正是她對抗內心焦慮的身體求救信號 ， 因為沖突情境的突破可以通過生病和病愈的方式來解決 ， 如果內心焦慮依然沒有減緩 ， 最后她只能選擇離開醫院回家來逃避煎熬自己的焦灼情境 。
可是在職業倫理和公民道德的培養下 ， 平小安的良知讓她逃離醫院后更加備受道德焦慮的折磨 ， 最終她再次回到自己的崗位中去 。
在辜勇載她回醫院問她準備辭職了怎么還去的時候 ， 平小安望著家的方向說到：
“要辭職也得疫情之后 ， 也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再回來 。 ”

對于平小安而言作為一名護士她雖然害怕疾病并產生退縮的想法 ， 但是最終她將焦慮內化形成了更高的價值標準與道德準則 。
社會轉型期的個人榮譽觀
當前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現代化尚未實現的社會轉型期 ， 改革開放后人們的精神世界沒有跟上迅猛發展的生產力發展步伐 ， “德”不足以載“重” 。
如譚卓飾演的袁未在《緊急公關》中環際航空公司工作失誤引發社會熱議擬的公關文被質疑沒有道歉的態度 ， 而袁未對于公關文的辯護是完全遵照乘客與公司之間的電子協議而擬定并無差錯 ， 作為一名律師袁未的做法并無不妥 。

但是從律師職業涵義出發 ， 她除了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和法律條文的正確實施外還應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 顯然袁未并沒有理解后者的含義 。
因為航空公司的失誤導致飛往中國的航班滿倉 ， 一名外籍男士和一位中國母親因買了同一座位的飛機票而發生爭執 ， 工作人員沒辦法趕外籍男士下飛機 ， 于是強行抱走中國母親的孩子逼迫其下飛機 ， 袁未給航空公司的建議出于維護委托方的利益而不顧倫理道德絲毫沒有歉意的做法未免有失其律師的身份 。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變遷中 ， 國內職業分化和市場調配使不同職業之間的利益分配出現嚴重失衡的現象 ， 從而導致心態失衡的職場人漠視職業道德 ， 以“利己為先”作為自己職場道德的第一要義 。
職場人對職場道德的判斷是純主觀和感情性的 ， 做出的道德選擇也是沒有客觀依據的 ， 這也導致道德榮辱觀也慢慢失去道德權威性 。
職場個體所奉行的第一原則就是為自己的利益而活動 ， 也就意味著在沒有他律的參照下 ， 道德對人們行為提出的自律已不再具有強制約束力 ， 或者說他（她）無法意識到自己是否犯了有罪過的職場行為 ， 如《緊急公關》中的袁未 。

在道德領域中 ， 善惡的模棱性可以說是一種非存在的威脅 ， 因為他動搖了人的向善本性這一道德的基礎 。 這引發了人們的強烈不安 ， 因為對罪過與譴責的焦慮似乎是人的道德意識體現 ， 而道德意識的訴求在于人的行為是否符合倫理的善惡 ， 善惡問題本身就包含著意義和價值的問題 。
醫療題材職場劇對道德倫理和辨別善惡的話題話題討論最為集中 ， 在《心術》中劉晨曦出場說了這樣一段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