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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譯外”里中外合作的意義：知己和知彼，對話與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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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和知彼 ， 對話與建構
——談“中譯外”里中外合作的意義
中書外譯的歷史就是中外文化的交流史 。 它隨著國家與民族之間的互通、互鑒、互利應運而生 。 大規模的“中譯外”活動可追溯到16世紀末耶穌會士來華 ， 迄今已400多年 。 幾個世紀來 ， 通過翻譯走向世界的中國文獻涵蓋哲學、文學、歷史、宗教、科技、醫藥、藝術等多個領域 ， 大大促進了世界各國了解中國的文明、文化、思想和理念 。
歷史上知名的“中譯外”譯者既有以外語為母語的 ， 如外來傳教士、駐華外交官、國外漢學家等 ， 也有以漢語為母語的 ， 如國內翻譯家、華裔學者、中國政府和出版機構人士 。 尤其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 ， 中國對外交流與傳播的需求上升 ， 國內外語教育水平提高 ， 留學和歸國政策也進一步完善 ， 越來越多的國內譯者參與到“中譯外”的事業中 。 從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熊貓叢書”、九十年代中期啟動的“大中華文庫” ， 到最近十幾年來的“中華學術外譯項目”“書香絲路出版工程”等 ， 各類重要的“中譯外”項目里都活躍著中國譯者的身影 。
但是 ， 熟悉翻譯實踐的人都知道 ， 這一現象似乎有悖于“譯入母語”的行業慣例 。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通過的《內羅畢建議書》(1976)曾提出 ， 譯員應盡量譯入母語或者與母語相當的語言 。 因此 ， 大部分國外學者都贊成由外國人來從事“中譯外” 。 他們認為 ， 由于語言能力和思維方式等因素 ， 中國譯者的譯文雖然沒有錯誤 ， 但顯得拘謹生硬 。 外語和翻譯專業的師生也深切體會到 ， “中譯外”的難度遠遠超過“外譯中” 。 后者借助詞典和網絡能基本勝任 ， 而前者就算翻譯出了意思也總覺得“差點意思” 。 目前在國外影響力較大的譯本多出自外國譯者之手 ， 或至少經過外國專家修訂 。 那么 ， 我們在“借船出?！钡耐瑫r還要不要親自“造船”呢？
首先 ， 我們需要意識到 ， 中文圖書的譯本在英語世界的流通尚有阻力 。 雖然根據國家版權局的統計 ， 中國的圖書版權引進輸出比從2000年的11.51比1 ， 縮小到了2019年的1.15比1 。 但若僅對比中文和英文的版權貿易情況 ， 逆差依然明顯 。 例如 ， 美國每年只有3%的出版物是翻譯著作 ， 其中文學翻譯類只占0.7%左右 ， 譯自中文的就更少了 。 這與中國文化的悠久歷史和深厚內涵不匹配 ， “中譯外”仍需要國內的推動力 。
【文化|“中譯外”里中外合作的意義：知己和知彼，對話與建構】其次 ， “中譯外”不僅是知彼 ， 也是知己 。 狹義的翻譯是“語際翻譯” ， 即把一國文字轉換為另一國文字 。 但其實翻譯首先涉及“語內翻譯” ， 尤其是面對古典文獻、技術文獻和少數民族文獻等 ， 如何將原文轉化成曉暢的漢語是第一步 。 即使中國譯者要理解到位也必須有過硬的背景知識與文化積淀 。 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國外漢學家數量更加有限 ， 單純依靠他們“譯入”母語無法滿足對外傳播的預期 。 就算是著名的美國漢學家葛浩文 ， 其許多譯著也并非獨立翻譯 ， 而是與夫人林麗君這樣的中文母語者合作 ， 不斷討論、查證、修訂方能成稿 。 翻譯《紅樓夢》的楊憲益、戴乃迭夫婦也是又一組例證 。 中外雙方發揮各自的母語優勢 ， 才能更好地“知己知彼” 。
再次 ， “中譯外”不僅是與世界對話 ， 也是建構中國文化形象 。 譯法無定論 ， 同一部作品可能有多個譯本 ， 從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來詮釋原作 ， 以適應特定的語境和讀者 。 一些國外譯者在翻譯時會有意無意地截取或改編 ， 其構建的中國形象不夠全面準確 。 例如 ， 理雅各翻譯的《詩經》和李提摩太翻譯的《西游記》分別從基督教的角度來闡釋中國哲學和文學 ， 是從“自我”視野出發對“他者”的投射 。 在這樣的背景下 ， 中國譯者積極參與中文文獻的翻譯工作 ， 便可以平衡一些“為易解而曲解”“為悅讀而誤讀”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