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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舉|風險逼出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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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舉|風險逼出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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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IC Photo）
【文明的坐標——人類與風險的博弈】
陳志武/文
“文明”有兩個定義 。
作為名詞的“文明” ， 包括兩項內涵——“創新”和“秩序” ， 包括文化、倫理、制度和技術創新 。 比如 ， “儒家文明”是自夏商周以來的各種儒家文化、禮制、婚姻、家庭、宗族、社團、經濟、政治、技術等創新的集合 ， 是過去陸續推出并被傳承的眾多創舉的有機整體 ， 這些創新作為整體建成中華社會的規則與秩序 。 猶太文明、基督教文明等也是這樣 。
而作為形容詞的“文明” ， 則是暴力與野蠻的反義 。 在中國古代文獻中 ， “文明”可能最早見于《易傳·乾·文言》中的"見龍在田 ， 天下文明“ ， 意思是富有內涵、表現光明 。 到17世紀中后期的清朝 ， 李漁在《閑情偶寄》中說：“辟草昧而致文明” 。 他說的“文明”不僅與“草味”即“野”相對立 ， 反映社會的造化程度 ， 而更重要的是點出在達到那個狀態前需要一個過程 ， 亦即走向造化的“文明化”過程 ， 是動態的含義 。
這兩個定義并不矛盾 ， 貫穿其間的是“規矩與秩序”對于人類為什么在去野蠻化的道路上長久持續邁進 ， 平克綜述了幾種發展趨勢 ， 每種趨勢都帶來文明化進步：
首先是“和平化過程”（pacification process） ， 即人類從“無政府”部落社會過渡到定居農耕 ， 并在距今5千年前發明國家 ， 由其壟斷合法暴力并建立秩序 ， 使一般暴力命案下降近5倍 。
二是“文明化過程”（civilizing process） ， 這由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在《文明的進程》中提出 ， 歐洲在中世紀后期通過組建國家、發展商業 ， 開啟了群體行為及個體心理的煉化歷程、包括餐桌禮儀、服飾規矩、待人接物等 ， 這使人們更加鄙視野蠻粗暴 ， 這個商業化與社會化的過程使歐洲暴力命案下降了10到50倍 。 其他社會也在不同時期經歷了文明化發展 ， 中國早在周朝的《儀禮》、《禮記》和《周禮》中就對餐桌、服飾、待人接物各類禮儀做了規范 。
三是“人道主義革命”（humanitarian revolution） ， 主要體現在17、18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和理性時代 ， 知識分子呼喚結束奴隸制、終結決斗和酷刑、停止死刑、阻止媒體與書籍渲染暴力；通過小說、繪畫、廣播、電視、互聯網等媒介的持續努力 ， 到19、20世紀 ， 人們對血淋淋殘暴不再像以前那樣麻木 ， 而是憐憫、同情和不容忍 。
四是“長久和平”（long peace）趨勢 ， 也就是二戰結束以來 ， 在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WTO等跨國組織的架構下 ， 結束了基于炮艦的世界無序 ， 代之以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 ， 帶來戰爭頻率與暴力死亡率雙降的和平時期 ， 該過程也包括在全球普及的“人權革命” ， 重新界定并保護個體的自由與權利 。
平克對明化變遷的總結非常系統 ， 讓讀者對人類的長久發展充滿希望 ， 但缺陷在于 ， 這些有關文明進程的總結主要是描述現象 ， 因為“和平化過程”、“人道主義革命”、“長久和平”顯然是其他動因帶來的結果 ， 非文明化“原動力”本身 。 “人之初 ， 性本善” ， 只是后來因為生存所迫 ， 而被“污染”變壞、變惡；也就是 ， 如果沒有根本性的創舉使人在任何時候都是“暴力犯罪收益低于成本”、“戰爭收益低于成本” ， 那么 ， 即使在觀念和認知上清楚“文明”的高尚和“野蠻”的卑劣 ， 一旦生存受到風險沖擊 ， 人類還是可能選擇野與暴 ， 將人道主義、文明從善、規矩秩序存放于書架上 。 更本源的文明化創舉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