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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博：二人轉《大西廂》與元雜劇《西廂記》（二）

西廂記崔鶯鶯大西廂張生崔老夫人張二人

作為長期在東北戲曲舞臺上演的經典劇目二人轉《大西廂》 ， 其題材內容、故事模式和人物形象主要來源于元雜劇《西廂記》 ， 同時二人轉《大西廂》也參考了清代鼓詞《西廂記》和清代子弟書《西廂記》 。
|李大博：二人轉《大西廂》與元雜劇《西廂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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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廂》西廂聽琴劇照
關于二人轉《大西廂》和元雜劇《西廂記》的淵源關系 ， 筆者在拙文《從〈西廂記〉到 二人轉〈大西廂〉的審美變異》（《戲劇文學》2015 年第 9 期）一文中已經作了相關論述 ， 此處不再贅述 。
當這部“天下奪魁”的《西廂記》跨越千山萬水播撒在東北的白山黑水之間的時候 ， 東北民間藝人對其進行了適應二人轉表演形式的改造和適應關東農民審美情趣的再創造 ， 在這一過程中 ， 元雜劇《西廂記》的文本價值得以重構 。
以下筆者試從主題意蘊、表演風格、接受心理三個維度闡釋二人轉《大西廂》對元雜劇《西廂記》的價值重構 。
一、主題意蘊的重構：從掙脫禮教的終成眷屬到源于人欲的自由結合
關于元雜劇《西廂記》的主題意蘊 ， 前人論及頗多 ， 研究者的共同指向在于王實甫在《西廂記》中提出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永恒的愛情理想 。 而實現這一理想的觀念前提便在于肯定情欲、掙脫禮教 ， 因此 ， “因情反禮”成為了《西廂記》主題意蘊的核心指要 ， 也是促成崔、張愛情由萌生、發展到最終成熟的重要推動力 。
《西廂記》中的崔鶯鶯想要獲得理想的愛情就必須跨越兩重束縛：其一是以老夫人為代表的倫理權威和文化權威的脅迫和壓制；其二是鶯鶯自身因為相國小姐的身份和長期的封建教育積淀而形成的權威人格的制約 。 這兩重束縛的根源都在于封建禮教 ， 因此 ， 整部《西廂記》的主題意蘊就是“情”與“禮”的拉鋸戰 。
作為封建禮教的典型代表 ， 老夫人以“母親”這一強大的倫理角色對鶯鶯追求自由愛情的萌動意識進行壓制 ， 甚至百般干涉崔、張二人順理成章的美滿姻緣 。
|李大博：二人轉《大西廂》與元雜劇《西廂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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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廂記》連環畫
《西廂記》中老夫人的兩次賴婚都是憑借“母親”這一強大的倫理角色所生發出的“越俎代庖”式的行為模式 ， 崔鶯鶯面對母親這一強大的倫理角色也只能靜待命運的裁決 。
當崔、張二人“私下結合”的越軌行為被察覺后 ， 老夫人又以相國夫人所擁有的至高的文化權威為武器指責鶯鶯玷辱家門、痛斥張生越禮違法 。 在無法改變既成事實的情況下 ， 又以“崔家三代不招白衣婿”為由 ， 逼迫張生進京求仕 ， 以嚴酷的禮教“拆鴛鴦兩下里” 。
作為封建禮教的叛逆者 ， 崔鶯鶯對“情”的堅守和紅娘的推波助瀾是她叛逆禮教的力量之源 ， 但禮教濡染下的權威人格又讓她彷徨猶豫、踟躕不前 。 權威人格是與權力感相關聯的一個概念 ， 它是由一組相互關聯的人格特征組成的人格類型 。 “雖然不同學者對權威人格的描述不盡相同 ， 但有兩點基本上是一致的 ， 即權威人格具有服從權威和以權威自居的雙重心理特征 。 ”[1]
因此 ， 我們看到 ， 《西廂記》中的崔鶯鶯既服從作為禮教捍衛者的老夫人所擁有的倫理和文化的雙重權威 ， 又因為相國小姐的身份而盡力彰顯出“恪守禮教者”的姿態 。 面對紅娘的遮遮掩掩、裝腔作勢 ， 面對張生的忽冷忽熱、反復無常 ， 都是崔鶯鶯的這種權威人格在作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