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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桿菌|灰色馬與蒼白的騎士：“被遺忘的全球大流行”(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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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同時 ， 類似的實驗也在法蘭西科學院內展開 ， 夏爾·尼科勒和夏爾·勒貝利分別給一只猴子和兩名志愿者注射了流感患者的痰液 。 其中 ， 猴子被注射的是未經過濾的樣本 ， 而兩名志愿者則分別接受了皮下注射和靜脈注射 ， 并且所注射的是經過過濾的樣本 。 實驗結果表明 ， 只有接受靜脈注射的志愿者沒有感染流感 。 由此 ， 兩位夏爾認為流感由“濾過性病毒”引起 ， 且不能通過血液傳播 。 此后 ， 德國、日本和英國的科學家也相繼進行了類似的實驗 ， 并觀察到了相似的結果 。
盡管大部分實驗結果相互印證 ， 但因實驗環境存在被污染的可能 ， 其可靠性受到了影響 ， 科學家們很可能只是碰巧推導出了正確的結論 ， 杜氏與尼科勒和勒貝利均采用靜脈注射無菌樣本的實驗方法卻得出不同的結果便是一例 。 本書作者猜測 ， 之所以會使杜氏感染本不會通過血液傳播的流感病毒 ， 是因為他并非因注射樣本而感染 ， 而是在俯身為病人采血時經由空氣傳播而患上流感 。 到了1931年 ， 美國病毒學家理查德·肖普才在更嚴苛的實驗條件下證實了前一年暴發的“豬流感”是由“濾過性病毒”引起 ， 與1918年的結論相一致；1933年 ， 英國國家醫學研究所的研究團隊發現 ， 一種“濾過性病毒”可以通過雪貂的噴嚏將流感傳染給人 。 現代醫學由此才開始逐漸揭開流感病毒作為病原體的真實面目 。
1931年 ， 美國病理學家愛麗絲·伍德羅夫和歐內斯特·古德帕斯丘成功實現了病毒的雞胚培養 ， 這使得批量生產病毒進行研究成為可能 。 在雞胚中培養流感病毒并連續傳代30次后 ， 俄國科學家A.A.斯摩羅丁塞夫于1936年研制出了可以預防甲型流感的減毒活疫苗 。 此后 ， 使用甲醛對病毒進行處理 ， 危險性更低的滅活疫苗被制造出來；1944年 ， 預防多種流感亞型的多價滅活疫苗被美軍大規模投入使用 。 伴隨著病毒學和免疫學的發展 ， 人類終于制造出了針對流感的特異性預防武器 。
借助1930年代出現的電子顯微鏡 ， 人類在1943年第一次拍攝出了流感病毒的電鏡照片 ， 這個在1918~1920年導致數千萬人死亡的“死神”至此才得以真的為人類所見 。
在科學與非科學之間徘徊：認知危機與科學反思
再次回到那個人們對流感病毒一無所知的1918年 。 在數十年國家醫療保險法規和法律訴訟的推動下 ， 現代醫學所提供的“常規療法”在實現了工業化的歐美國家已成為大眾面對疾病的首要選擇 。 然而遭遇1918年大流感的醫學工作者所能提供的“科學治療”似乎也并不比那些不被科學界承認的“替代療法”——理論基礎并非自然科學 ， 也不按照科學方法收集證據 ， 卻在當時同樣宣稱自己具有療效——更加有效 。 除了流感病原體的謎題 ， 當時的藥品研發流程也很不規范 ， 不僅藥物與人體的作用機制不甚明晰 ， 醫生所提供的治療藥品也從存在或大或小副作用的大劑量阿司匹林和奎寧到砷劑、汞劑、樟腦油、洋地黃和番木鱉堿 ， 甚至包括極具想象力的酒精和煙草 ， 有的醫生還運用了古老的放血療法 。
在流感大流行面前 ， 現代醫學顯得處處掣肘 ， 無怪乎很多人都轉而選擇了替代方案 ， 無論是已實現工業化的歐美 ， 抑或是發展中的第三世界國家 。 在中國的山西 ， 遭遇流感的村民會抬著龍王的塑像滿街巡游 ， 并在家門口擺上一把辟邪剪刀 ， 甚至吸食鴉片；印度山村的巫醫會用面粉捏成的小人在病人面前晃動 ， 試圖引誘出致病的惡靈 。 美國的藥廠則聲稱獲得了古人的秘方 ， 如“基爾默博士的沼澤根”等效果存疑的非處方藥被宣傳為靈丹妙藥；而為醫生們所斥責的替代方案 ， 除了祖傳的草藥配方 ， 還包括煤油浸泡糖塊、焚燒芳香植物以清除瘴氣等 。 然而 ， 從當代的醫學發展水平回望 ， 我們依然很難為“常規療法”與“替代療法”的爭論給出勝負的論斷——畢竟 ， 那些同樣無法確定藥效 ， 甚至存在不小副作用的奎寧與汞劑 ， 在治療神秘莫測的大流感時 ， 又能比“基爾默博士的沼澤根”好上幾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