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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凱文 梁濤｜荀子思想新論綱( 五 )

孔子儒家儒學荀子·非相孟子·離婁上性惡


由于統類貫通古今 ， 代表了禮法背后的共相、共理 ， 故荀子既講“法先王” ， 也講“法后王” 。 “法先王 ， 統禮義 ， 一制度 ， 以淺持博 ， 以古持今”（《荀子·儒效》） 。 “凡言不合先王 ， 不順禮義 ， 謂之奸言 ， 雖辯 ， 君子不聽”（《荀子·非相》） 。 這是主張要“法先王” 。 “天地始者 ， 今日是也；百王之道 ， 后王是 也”（《荀子·不茍》） 。 “欲觀圣王之跡 ， 則于其粲然者矣 ， 后王是也”（《荀子·非相》） 。 這又是主張要以后王為法 。 可見荀子并沒有將先王、后王對立起來 ， 只是將在實踐和認識上有所側重而已 。 就法后王而言 ， 荀子認為先王之中并非沒有賢人和善政 ， 但當時的禮義法度即使有所傳述 ， 因為年代久遠 ， 只能略知一二而不夠詳盡 。 如果偏執于先王之法 ， 就難免會出現以偏概全的做法 。 先王的法度因為時間久遠而未必可以適用于今天 ， 所以 ， 要想了解先王之道 ， 就應當以近推遠 ， 借助后王之法來實現對先王之道的把握 。 另外 ， 法度不是成于一時一人之手 ， 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 ， 是歷代圣人圣王積累、改進而成的 。 因此 ， 后王之法是對先王之法的繼承 ， 蘊含著先王之法的精華 ， 它經過了歷史的洗滌 ， 在傳承的過程中 ， 既根據現實又依據法理有所損益 ， 自然比久遠的法度更適合于當時的社會 ， 因此 ， “舍后王而道上古”（《荀子·非相》）自然是不合理的 。 但強調“法后王”并不意味著否定先王的合理性 ， 后王之道畢竟是來自先王 ， 是對先王之道的延續和發展 。 禮是歷史文化的產物 ， 是創造、發展、變遷的有機體 。 “禮以順人心為本 ， 故亡于禮經而順于人心者 ， 皆禮也”（《荀子·大略》） 。 圣賢明哲知通統類因時制宜 ， 緣古禮而推新禮 ， 使禮之內容不斷出新 ， 禮之價值貫穿歷史 ， 是為“百世可知” 。 可見 ， 荀子并不拘泥于古今 ， 雖強調法后王 ， 但也不否定先王 ， 而是擇其善者而從之 ， 既法后王 ， 亦法先王 。
四、荀子思想與當代儒學重建
通過以上對荀子思想新論綱的概括 ， 便容易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荀子思想再次受到人們的關注 ， 以至于出現了荀學熱？這既涉及對儒學的完整理解 ， 也關涉當代儒學研究狀況 。 我們知道 ， 孔子創立儒學 ， 提出兩個重要概念：仁與禮 。 他一方面提出超越性的仁 ， 用仁喚醒人的道德意識 ， 把人的精神向上提、向外推 ， 通過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 ， “修己以安人”（《論語·憲問》） ， “修己以安百姓”（《論語·子路》） ， 主動承擔起扶危濟貧乃至平治天下的責任；另一方面又十分重視禮 ， 認為“禮樂不興 ， 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 ， 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 ， 希望通過“克己復禮” ， 確立和諧的政治秩序 。 前者是“為政以德” ， 后者是“為國以禮” 。 “為政以德”強調的是執政者的德性、身教 ， “為國以禮”則突出禮義制度的重要性 。 故從孔子開始 ， 完整的儒學至少包括了兩個方面：一是成己安人 ， “為政以德”（《論語·為政》）；二是推己及人 ， “為國以禮”（《論語·先進》） 。 孔子之后 ， “儒分為八” （《韓非子·顯學》） ， 儒學出現分化 ， 從思想傾向上看 ， 則可主要分為“主內派”與“主外派” 。 其中孟子主要發展了孔子的仁學 ， 他把仁落實到心 ， 提出“仁 ， 人心也”（《孟子·告子上》） ， 以四端之心釋仁 ， 進而言性善 ， 使夫子之旨“十字打開 ， 更無隱遁”（《陸九淵·象山語錄》） ， 故后人稱為孔孟之道 。 荀子則發展了孔子的禮學 ， 認為禮之作用是消弭紛爭 ， “養人之欲 ， 給人之求”（《荀子·禮論》） ， 建構起一套制度禮法之學 ， 故可稱為孔荀之制 。 前者偏重于道德 ， 后者側重于政治 ， 二者雖互有聯系 ， 卻有不同的適用范圍 ， 遵循不同的原則 ， 共同構成完整儒學的基本內容 。 但從以后儒學的發展來看 ， 二者的地位是不平衡的 。 如果說漢唐時期 ， 由于“孟荀齊號” ， 孔孟之道與孔荀之制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受到重視的話 ， 那么 ， 宋元以后 ， 隨著由“孟荀齊號”到“孔孟一體”的轉變 ， 則出現畸輕畸重的情況 。 孟子地位不斷提升 ， 有亞圣之稱 ， 《孟子》一書也由子入經 ， 完成了升格運動 。 荀子地位則不斷下降 ， 不僅被排除出道統 ， 還落得“大本已失”的惡評 。 之后雖然有學者為荀子辯誣、翻案 ， 但始終難以改變尊孟貶荀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