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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凱文 梁濤｜荀子思想新論綱( 三 )

孔子儒家儒學荀子·非相孟子·離婁上性惡


二、隆禮重法 ， 積善成德
荀子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荀子·大略》）的良善秩序 ， 這就涉及禮義法度的建構問題 。 儒學以仁、禮為核心 ， 仁是價值精神 ， 禮是外在秩序 。 孔子講“人而不仁 ， 如禮何”（《論語·八佾》） ， 是以仁釋禮 。 又稱“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 ， 是以禮成仁 ， 認為建構起好的政治秩序便是仁 。 荀子主要延續的是后一方面 ， 他從性惡心善的角度對禮何以必要、何以可能做出說明 ， 對儒學理論做出豐富和發展 。
荀子明確感性欲望是人的本性 ， 但也清醒地認識到放任欲望可能導致的危險 。 “人生而有欲 ， 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 ， 求而無度量分界 ， 則不能不爭；爭則亂 ， 亂則窮”（《荀子·禮論》） ， 欲望、欲求是人性客觀表現 ， 但倘若沒有“度量分界” ， 就會陷入彼此爭奪 ， 導致混亂、貧窮 。 但由于人有理智 ， 有先知先覺者意識到爭奪、混亂的危害 ， “先王惡其亂也 ， 故制禮義以分之”（《荀子·禮論》） ， 建構禮義秩序對資源進行合理分配 。 表面上看 ， 禮義的制定限制了人們部分欲望的滿足 ， 但制定禮義的目的則是為了“養人之欲 ， 給人之求”（《荀子·禮論》） ， 是為了更好滿足人們的欲望、欲求 ， “故禮者 ， 養也”（《荀子·禮論》） 。 在這里 ， 群體利益的普遍滿足是通過對個體無限欲望的適當限制來實現的 ， 確立“度量分界”方能定分止爭 ， 這就是禮的起源 。 荀子不僅談禮 ， 也談法 ， 禮和法相互聯系 ， 各有側重 ， 共同構成一個有機整體 。 禮以周文為典范 ， 以慣例、習俗為基礎 ， 是歷史文化的積累與傳承；法是根據禮的精神制定的各種具體法令法規 ， “禮者 ， 法之大分 ， 類之綱紀也”（《荀子·勸學》） ， “禮義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惡》） 。 禮具有價值性 ， 側重對人性積極面的成就 ， 不僅肯定、滿足合理的欲望、欲求 ， 同時還包含對人性之善的提升與成就 ， “積文學 ， 道禮義者為君子”（《荀子·性惡》） 。 法具有強制性 ， 重在人性的消極面的節制 ， “百吏畏法循繩 ， 然后國常不亂”（《荀子·王霸》） 。 禮、法在具體實施中有先后之序 ， 環環相扣而各盡其用 ， “明禮義以化之 ， 起法正以治之 ， 重刑罰以禁之”（《荀子·性惡》） 。 禮的滋養、引導與法的約束、控制相結合 ， 構成一套立體、綜合的治理方案 ， “隆禮至法則國有常”（《荀子·君道》） 。
孔子主張“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 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 有恥且格”（《論語·為政》） ， 重視德、禮的引導作用 。 孟子道性善 ， 相信在“制民之產”的前提下能夠通過教化實現人性的自我啟迪與完善 ， “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下》） ， 但在具體的治理手段、規則上論述有所不足 。 荀子由于持性惡心善說 ， 既有對人性昏暗面的警覺 ， 又不失對人性中知善、好善、為善能力的肯定 ， 針對人性的復雜就必須予以針對性的規范 ， 是為禮法并舉、“隆禮至法” ， 對儒家政治思想是一個重要發展 。
隆禮重法不僅是社會治理的需要 ， 也使人的道德完善成為可能 ， 通過學習、實踐禮法就可以“化性起偽” ， 進而“積善成德” 。 儒家向來重視“學”的作用 ， 孔子講“學而時習之 ， 不亦說乎”（《論語·學而》） 。 孟子基于性善論而將為學功夫轉向內省反求 ， “學問之道無他 ， 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 荀子則從性惡心善的人性論出發 ， 承認人難以完全依靠內在道德稟賦的擴充自然趨善 ， 而需要通過心的認知能力向外學習 ， 求諸禮義師法 ， 方能“化性起偽”而成就善 。 “今人之性 ， 固無禮義 ， 故強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 ， 故思慮而求知之也”（《荀子·性惡》） 。 性雖然不具有禮義 ， 也不知禮義 ， 但由于人有心 ， 心好善、知善、行善 ， 故“強學而求有之”（《荀子·性惡》） ， “思慮而求知之”（《荀子·性惡》） ， 可見心乃學習禮義 ， 積善成德的動力和關鍵 。 心與荀子的另一個重要概念“偽”密切相關 ， 荀子的偽首先是指心的思慮功能 ， “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荀子·正名》）；其次是通過禮義師法的經驗學習而獲得的社會性養成 ， “慮積焉 ， 能習焉 ， 而后成謂之偽”（《荀子·正名》） 。 心之思 慮是“學”的知能前提 ， 禮義法度是“學”的媒介與對象 ， 心通過學習、實踐禮義 ， 最終“化性起偽”而“積善成德” ， 完成理想人格的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