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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方|吳方：宋文化的脫俗與從俗( 三 )

詞人宋詞文人化吳方


“其神與萬物交 ， 其智與百工通”
上一則借詞論宋 ， 似乎事有未盡 。 什么事呢？且再說 ， 一是宋詞的進境反映出宋代文化藝術活動的“文人化” ， 越來越講究文雅蘊藉 ， “意內言外” ， 也就是說“脫俗” 。 二是宋代城市經濟生活的發達對文藝（包括詩詞）的影響 ， 不算小 ， 詞既與生活所要求的一定娛樂性、刺激性有關 ， 便不能不有“從俗”“近俗”的特點 ， 譬如“詩雅詞俗”的說法 。 這兩條看起來十分矛盾 ， 實際上也未嘗不可以并行：前面的“脫俗”是就文人化的格調境界而言的 ， 后面的“從俗”則著重于題材和語言方面 。 雅與俗 ， 既矛盾又可以協調 ， 互為作用 ， 這大概是傳統文化在趣味上一張一弛而馥郁醞釀的一種特性 。
吳方|吳方：宋文化的脫俗與從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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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第一條 ， 關于“脫俗” 。 詞的出身本來是俗的（敦煌曲子詞可證） ， 在宋代發達起來有賴于文人的改造 ， 氤氳化成 。 北宋詞人柳永的詞作是偏于市井俗氣的 ， 喜歡鋪敘發露、鏤金錯彩一般側艷軟媚 ， 正因為這樣 ， 柳詞便被士君子譏為不雅 。 據說 ， 柳三變（柳永原名）因作詞而升不了官 ， “三變不能堪 ， 詣政府” 。 晏公（晏殊）曰：“賢俊作曲子么？”三變曰：“只如相公 ， 亦作曲子 。 ”公曰：“殊雖作曲子 ， 不曾道‘彩線慵拈伴伊坐’（柳永《定風波》詞句） 。 ”柳遂退 。 （見張舜民《畫墁錄》）正如晏殊對柳永的態度 ， 所謂文人化 ， 無形中倡導的是符合士君子道德觀和趣味的所謂雅詞 ， 盡管宋詞體系也包括有俗艷之詞 ， 卻不成中心 。
第二條關于城市生活在文化、娛樂方面的要求 ， 宋代是高漲的 。 “三千粉黛 ， 十二闌干”“笙歌紫陌”“彩袖蹁躚”之類 ， 令人想見市井中各色人等征歌逐樂 ， 出入百舍勾欄的情形 。 上自皇宮盛會 ， 中至文人學士的家宴結社 ， 下到市民階層的街巷深處 ， 都有文人制詞 ， 樂工譜詞 ， 歌伎唱詞 。 因而許多詞作在相當程度上帶有娛樂性、艷情性、軟媚性、通俗性 ， 也無足怪 。 這種情況要到蘇軾、辛棄疾一派新風出現以及危亡憂患的情緒增長才有所改變 。 但終宋一代 ， 雅與俗 ， 始終是既矛盾又互補的 。 通俗文化的傾向亦開始更多地體現在民間說唱藝術的興起上 。
反映大眾趣味和通俗性質的文藝活動 ， 在宋代 ， 開創了作為白話小說的話本和戲曲 。 話本即“說話”（近于講故事 ， 與唱、表演相區別） 。 藝人的底本 ， 依據話本 。 藝人在勾欄內講“小說” ， 講史 ， 講經或說渾話 。 宋代話本小說之創作 ， 雖然同唐變文、唐話本有淵源關系 ， 畢竟因城市中市民文化消費的需要而勃興 。 為了吸引直接的聽眾 ， 它基本上采用白話敘述 ， 并常常令市井細民成為故事的主人公 ， 將愛情和公案作為主要題材 。 還有 ， 開始重視結構安排 ， 重視情節與刻畫人物的生動性 ， 意味著以俗文學的寫實性取代正統文學的抒情性 。
在這里 ， 包括講史話本（它后來發展為具有廣泛聽眾的歷史演義體小說 ， 以史實為經、虛構為緯） ， 表達上由文言到語體白話 ， 方法上由言志抒情到客觀描述 ， 顯然為文學傳統提供了一些新鮮的趣味和表現領域 。 但雅與俗、舊與新、變與不變的沖突 ， 顯然也并不嚴重 ， 它們沿著各自的路向各奔前程 ， 雖然相互有吸收、有影響 ， 雅與俗仍大體保持各自的經驗世界 ， 并且在許多傳統觀念（歷史觀念、道德觀念）上是共同的 。 也正因為如此 ， 俗文藝（如小說、戲曲）盡管在宋元以后日漸發達 ， 在觀察和體驗歷史、人生上面仍然受到傳統意識的限制 。 而普通老百姓的歷史知識 ， 關于善惡忠奸的概念 ， 也主要是從說唱藝術以及戲曲表演中來的 ， 雖然早期戲曲（宋雜?。┥胁幻摳栉琛⒒?、雜技為主的娛樂性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