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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朝，填詞一度被視為“不務正業”

蘇軾晏殊柳永

|在宋朝，填詞一度被視為“不務正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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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在《詞論》里提出“詞別是一家” ， 主張捍衛詞的文體特色 ， 不贊同蘇軾改革詞風、以詩為詞的作法 。 宇文所安的專著《只是一首歌：中國11世紀至12世紀初的詞》可以看作對“詞別是一家”的延申思考 。 他強調“蘇軾確立宋詞寫作分水嶺”這個學術共識 ， 又把關注點擴展到寫作手法之外 ， 即 ， 蘇軾作為北宋文化界的萬王之王 ， 他所追求的“詞的詩性方向” ， 不僅改造了詞的文體 ， 也改變了詞的社會功能 ， 宋詞因為蘇軾 ， 徹底從一種表演實踐轉向文學體裁 。 在蘇軾之前 ， 從11世紀到12世紀初的百余年間 ， 詞的首要功能并非個人言志 ， 而是用于歡場消遣和官場社交 ， 僅有文本是不夠的 ， 作者、歌女和觀眾共同組成的被曖昧和激情包圍的小世界 ， 組成完整的詞的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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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所安揭示了填詞仍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邊緣活動時 ， 它的隱秘的創作機制——男性詞人代入女性的視角 ， 以感性的表達逃逸到不被公共價值認可的禁區 。 這是中國文化里一種奇特的現象 。 早期的婉約詞即便不被視為引人墮落的違禁品 ， 至少是邊緣的文化產品 。 宋代在政治、道德等各種層面嚴格尋求清晰的統一性 ， 不一致的個體的感受和聲音不被允許出現在約定俗成的價值體系里 。 高官士大夫的本職是守護公共價值 ， 于是 ， 填詞成為他們私生活里的秘密 ， 許多位高權重的男性反復書寫失落的愛情和瞬息間的悲歡 ， 那些被一體化的系統排擠出的剩余物 ， 既是被藐視的話語 ， 也暴露了嚴苛的道德理想怎樣辜負了人性的需求：自上而下認可的價值體系和世俗實際經驗中運作的價值體系之間 ， 存在著不能愈合的裂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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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柳永 ， 最廣為人知的一則掌故是說他言行輕浮 ， 為仁宗厭棄 ， 逐他“且去填詞” ， 他從此縱情歡場 ， 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 。 這則傳聞出現在柳永去世50年后 ， 被證明是編造的 。 它的出現和流傳 ， 佐證了“填詞”不被視為士族的正途 ， 淺斟低唱的詞不符合宋代的時代精神 ， 被放逐在道德理想之外 。
柳永的浪子形象 ， 也是以訛傳訛 。 柳永在史料中幾乎沒有留下痕跡 ， 學者們無法考據他的確切生卒年份 ， 只知道他在11世紀的30年代考中進士 ， 有過一段宦游經歷 。 他寫過許多羈旅行役的詞 ， 也提到對踏入仕途的悔恨 ， 比如名篇《雨霖鈴》 ， 長亭驟雨 ， 蘭舟催發 ， 煙波暮靄這些具體的細節催化了傷離別的痛 。 柳永創造過太多“相看淚眼”或“免恁牽系”的情境 ， 但并沒有充滿說服力的考據證明這是作者的自傳聲音 ， 甚至 ， 作者柳永和詞里的敘述者 ， 不是必然合一的 。 自12世紀以后 ， 讀者所知的柳永 ， 來自他寫的慢詞和長調 ， 把作者生平和詞作的內容勾連起來 。 這很可能是嚴重的誤讀 。 在柳永的時代 ， 講述作者的經歷和想法 ， 是古典詩歌的功能 ， 屬于文學的領地 。 至于詞 ， 則是舞臺表演的半成品 ， 詞的文本是供歌女演唱 ， 不是以書籍的形式傳播和供人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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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詞分為慢詞和小令兩個大類 。 大部分小令創作或表演于高官們的社交宴會 ， 經常是在戶外助興 。 慢詞不一樣 ， 這是封閉空間里長時間的完整演出 ， 是勾欄瓦舍的歡場里特有的 。 所以 ， 為慢詞埋單的客人們 ， 欣賞著表演 ， 觀眾的欲望對象是歌女以及歌女在演唱中制造的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