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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滋培：“身教”的重要｜知行合一( 二 )

王守仁知行合一陶行知邱滋培


典范人物的作用
“典范”是指可以作為榜樣 ， 而對后人起作用的人或事 。 作為典范人物 ， 我們可以從他們身上受到積極正向的影響與策勵 ， 把他們身上的功業與作為視為進取導向 ， 以長久地鞭策自身完善自我、發展自我、進而成為當下環境的典范人物；作為事件的典范 ， 我們可以從事件中汲取經驗 ， 辨析因果 ， 劃定界限 ， 繼而在將來 ， 此類事件可能發生時 ， 相關征兆顯現時 ， 及時懸崖勒馬 。
文化自身兼有吸收融合、稀釋葆有的能力 ， 在各地域文化的相互滲透與相互消長進程中 ， 文化的匯集與融合催生了新文化的產物 ， 可以是一種氣象 ， 也可以是一種思想、一種精神 。 在這個興衰起落的跌宕中 ， 它是通過典范人物與重要事件來表達的 ， 當中 ， 典范人物發揮著關鍵作用 ， 要么左右事件走向 ， 要么決定事件影響的深度或淺度 。
以王守仁為例 ， 王守仁主張“知行合一”“致良知”“萬物一體” ， 他篤信 ， 認識要與“做”“行”相統一 ， 把知識、道理、經驗用于實踐與試驗 ， 使主義與實際結合 ， 推動社會實踐 ， 這不僅是一種價值觀 ， 還是一種思想影響 。 我們今天用它來鞭撻“兩張皮”的現狀 ， “文實不符”的常態 ， 喚醒人們重新走回知行合一的道路上 ， 以實現萬物一體的理想 。 受王守仁“知行合一”思想影響的陶行知 ， 在辦學（育才學校、曉莊師范等）、普及大眾教育、推行“小先生制”、發起“山海工學團”……的事件中 ， 他始終把他的認識置于實踐中去檢驗、去印證、去改進、去完善 ， 彎路不可避免 ， 問題不可無視 ， 在不同階段的試驗中 ， 陶行知的學說得以豐富 ， 認識得以遠望 ， 實驗得以有效 ， 直到今天 ， 我們還在用陶行知的“小先生制”鞏固學生對知識與經驗的印象 ， 用陶行知的“學生自治”培養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合格小公民 ， 用陶行知的“育才二十三常能”養成學生的生活力 ， 甚至與時俱進的在“育才二十三常能”基礎上不斷發開豐富 。 這就是典范人物對后世的長久深遠影響 。
王守仁作為典范人物 ， 以他為榜樣的人有很多 ， 改革家張居正、學者趙貞吉 ，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等人都深受王守仁的影響 ， 在他們的行事與言論中 ， 我們能看到知行合一的統一 ， 及知行合一對社會的積極改造 。 這是典范人物對個人的影響 ， 個人又催生新文化 ， 新文化又塑造新氣象 ， 由此 ， 一方文化的水土養育一方土地的人 ， 從而構成了我們文化的因子 ， 深入我們的血脈與骨髓 。
在身教與榜樣的影響下長成
子曰：“見賢思齊焉 ， 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 ”《后漢書》云：“以身教者從 ， 以言教者訟 。 ”無論是修身進德 ， 還是起身效法 ， 我們的參照本身始終是有著生動實踐的 ， 且在社會上形成了知行合一的濃厚氛圍 。 當代著名學者韋政通教授在談到“身教”時認為：“年輕人無論在知識、在道德方面 ， 他學習的榜樣、模范 ， 不是從抽象的文字和原理學習 ， 而是從講這些抽象文字和原理的那個人的態度和習慣中學習 ， ……在任何社會真正的勸人為善 ， 這種能力不是從道德原理中學習 ， 行善的能力是從有善行的人那里學習的 。 ”這是一種以身作責的垂范 ， 我們真正的要從榜樣與模范那里學習的不僅是善行 ， 還有他們身上的力量 ， 內化到我們身上 ， 它應該是以一種習慣、一種態度、一種品質、一種韌性、一種精神表現出來 ， 從而在新的時代發出耀眼的光芒 。
我們學習歷史與“四史”（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 ， 學習在歷史中涌現出來的仁愛精神、民主精神、集體精神、民族精神、長征精神、抗戰精神、愛國精神 ， 乃至陶行知精神、焦裕祿精神、“兩彈一星”精神等 ， 都是有著鮮活的實例作詮釋的 。 你會發現 ， 我們對于各種精神的總括與概述 ， 盡管在學界在學術上下的定義清晰無比 ， 但是 ， 我們從中汲取更多力量的核心是事件的人 ， 是當中榜樣人物的作為與事跡讓“精神”二字變得更加形象生動的 ， 有了精神一個人或一個組織生命的活力就有了體現與保障 ， 所以榜樣的力量 ， 是支撐我們精神世界得以強大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