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_文化|他們的愛情和藝術的花朵

重讀汪浙成、溫小玨40年前的中篇小說《土壤》 , 不僅是精神解放的重溫而且是藝術的享受 , 文后注明:1979年4月一稿 , 1979年8月二稿 , 1980年8月三稿 , 年輕讀者可能一目掃過 , 作為老同學 , 卻激起心路歷程驚心動魄的震撼 。 這是我們這個民族奮起的關頭 。 當年我們 , 空間距離遙遠 , 但卻分享著同樣的歷史轉折的狂歡:從思想枯窘、精神貧困的樊籠中走出來 , 迎著文學新潮長驅直入的長風 , 呼吸著紛至沓來的藝術馨香 。 每一天都有令人鼓舞的信息 , 每一天都過得精彩 , 每一個生命都分外有質量 。
在許多凍僵的嘴唇還在嚅囁欲語的年代 , 他們屬于最早恢復自我 , 引吭高歌的尖兵 。 郁積多年的才華 , 從《土壤》中噴薄而出 。 為他們名震文壇而驚喜 。 天各一方 , 未曾相約 , 卻心心相印 , 我們在為“朦朧詩” , 為人的價值和尊嚴而抗爭 , 遙遙相對 , 息息相通 。 誰曾想到 , 多年的經歷 , 竟充滿了歷史的內涵 , 在時代轉折的潮頭遙相呼應 , 普希金輕描淡寫的“親切的懷戀”不足以形容 。
《土壤》把我們青春的記憶帶回上世紀50年代 , 大學畢業前夕 , 正是壯志和豪情齊飛 , 友誼共愛情比翼之時 。 特殊的時代風浪 , 把三位主人公的情感一起打出了常規 , 對于正直堅強的辛啟明來說 , 不過是班級總結上的一個小小的分歧 , “幾句直言 , 居然造成了終身大禍” , 非理性的野蠻邏輯以神圣的名義 , 使友誼、愛情都發生扭曲、畸變 。 《土壤》筆力由此深邃起來 , 沉浸于熱戀中的女主人公黎珍眼看理想和戀人一齊遭到踐踏 , 天真地深思:“原來在這平常同坐一張課桌 , 一起在紅旗下成長起來的青年同學之間不僅有學習 , 散步與聊天 , 球賽與跳舞 , 勞動與幻想 , 而且還有一些別的 , 隱蔽的強烈的帶著某種血腥味的東西 。 ”作者帶著我們一齊作歷史的反思:心靈在分化 , 在畸變 。 生活是如此嚴峻 , 即使平日還算正派的魏大雄 , 出于小小的私心 , 在特殊形勢下 , 友誼的善意如何淡化 , 私心如何惡化、甚至丑化 。 魏大雄以正義的名義把朋友制造成敵人 , 辛啟明深知這樣神圣的邏輯的悖謬 , 仍然不得不背負精神的十字架 , 純潔的黎珍不能不犧牲愛情 。 作者的批判深邃之處還在于 , 即使在運動平反昭雪以后 , 懷著政治投機心理的魏大雄行政上仍然不改其飛黃騰達之勢 。
【小說_文化|他們的愛情和藝術的花朵】這一筆的意義非同凡響 , 真理標準大辯論開辟了歷史的新時期 , 實踐已經雄辯地證明了反右傾的荒謬 , 神圣的處分不過是對真理嚴酷的摧殘 。 《土壤》杰出之處在于 , 沒有停留在當年風行一時的“傷痕”的撫慰上 , 而是把小說帶上了歷史的制高點:堅持真理的主人公并未載譽而歸 , 而是再次面臨命運的嚴酷考驗 , 讓他在改造自然土壤、變沙漠為良田的關鍵節點上仍像20年前堅持“直言” , 堅持實事求是 , 反對弄虛作假!作者就這樣步步深入地揭示實事求是思想的重大意義 。 這四個金光閃閃的大字警示我們 , 無論過去革命戰爭時期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 , 都不可忘記實事求是 。 即便是今天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代新征程 , 對我們仍然有著思想啟迪 。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 , 《土壤》思想鋒芒所觸及的問題仍未過時 , 仍有其現實意義 , 甚至讀來有墨跡未干之感!
小說_文化|他們的愛情和藝術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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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不可能僅憑深邃的思想而獲得廣泛稱贊 , 如此嚴峻的主題之所以沒有陷于政治概念的圖解 , 得力于其情節結構 , 回腸蕩氣的三角愛情交織著友誼的錯綜分化 。 歷史是嚴酷的 , 但是 , 貫穿首尾卻是愛情的純潔和崇高 。 即使黎珍有了第二次愛情 , 她對辛啟明的愛情深藏于靈魂深處 。 同樣 , 不管命運多么乖舛、處境多么卑微 , 辛啟明對于已經是他人之婦的黎珍的愛情仍然不變 。 色彩斑斕的記憶充滿了悲劇的詩意 , 在分離了20年后 , 辛啟明看到黎珍 , 即使苦澀 , 仍然涌起忠誠的柔情:“二十年來 , 雖然我們彼此音訊不通 , 連個下落都不知道 , 但在精神上 , 她卻一刻也不曾離開過 , 一直藏在我心底……我仿佛又看見了二十年前那個夜晚 , 在校園小路上等待著我的那個姑娘 , 心里頓時涌起一股柔情 。 有什么辦法呢?我始終覺得一個人一輩子真正的戀愛只有一次 。 盡管我這愛情的小花是蒼白的 , 苦澀的 , 不可能有什么結果 , 但我還是忠誠于它 。 因此 , 在我看來 , 對別的女子有任何非分的想法和過于接近的行動 , 都是對心中這純潔愛情的一種玷污和褻瀆……”這一切 , 至少在當時 , 讀者并不感到夸張 , 因為這是上世紀50年代特有的浪漫主義 。 歷史的烙印 , 使得這種多少帶著古典色彩的浪漫帶著理想的詩意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