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詩意還表現在形式上 。 《土壤》并不取常見的第三人稱敘述 , 而是分別以三個角色的自白組成 。 這種青春純情的直接抒發 , 往往凝聚為格言:“奔騰的鐵水會有凝固的時候 , 活躍的火山終于會冷卻 , 可我心中這一點愛情的巖漿 , 卻依然這樣的灼熱 , 這奔騰得這樣持久、執著” 。 這種絕對化的愛情 , 以一種極端的姿態昭示著心靈辯證法的勝利 , 這在當時可以說是情感解放的前沿 。 差不多同時 , 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轟動全國 , 《土壤》的時代特點與之不同 , 更著重于形而下的現實主義精神 , 愛情與家國情懷、人生理念緊密相連 。
本來 , 我們對中文系出身的老同學 , 把小說主人公定位于農學院學生頗為意外 。 細讀之后才理解了“土壤”的命名 , 不但有精神植根的意義 , 而且有為情節提供科學的專業基礎 。 小說中寫到辛啟明和黎珍的重逢 , 舊夢重溫 , 恰恰是二十年前嚴峻主題的延續 。 農場表面上成就轟轟烈烈 , 實際上卻深藏著生態的嚴重危機 , 個人命運的抉擇又一次擺在了他們面前 。 魏大雄作為領導 , 弄虛作假、欺上瞞下 , 完全不顧土壤退化留下的后患 。 辛啟明面臨更為嚴峻的選擇 。 和二十年前一樣 , 是保全自身的安全 , 還是為國家人民負責 , 義不容辭地揭露危機 , 面對又一次組織的壓力和群眾的誤解 , 他坦然面對陷于孤立的噩運 。 《土壤》并沒有把辛啟明寫成高大全的英雄 , 他也曾有剎那的動搖 , 但是 , 在令人恐怖的土壤沙漠化后果面前 , 他克服了動搖 , 他感到自己對這片土壤的責任:“一個念頭像閃電一樣照亮我的思想:改造自然的土壤固然重要 , 但是 , 改造社會的土壤更加重要 。 ”為了避免謊言造成土壤的荒漠化 , 他決定留下來 。 而黎珍也一樣決定不回北京 。 政治浪漫主義和道德浪漫主義在這里自然統一 , 絕對的愛情也水乳交融合流 。
當年的評論家 , 對這兩個人物形象給予了高度的贊揚 , 但是 , 從藝術上來說 , 對魏大雄的形象給予更高的評價是有道理的 。 作者對于這個負面形象 , 并未簡單化 , 特意安排場面 , 展示了他的正面氣質 , 可惜的是 , 作者對之淺嘗輒止 。 其實 ,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小說的呈現方式 。
作者在藝術上有創新的追求 , 沒有以傳統的第三人稱對情節作正面展開 , 更不屑于追隨后現代的種種時髦花樣 。 小說的構思是:三個人物均取第一人稱的心靈獨白 , 這使《土壤》的風格充滿了詩情畫意 , 似乎可以稱之為抒情小說 。 但是 , 小說情節邏輯的暗示性與直接抒情告白存在著矛盾 。 恩格斯說過 , 小說的傾向性愈隱蔽愈好 , 這樣的經典論述 , 想來作者并不陌生 。 于是 , 作者頗具匠心地在啟明與黎珍曲折的愛情之間設置了三條副線:第一條 , 政治上的對手魏大雄對黎珍的愛情 , 這與黎珍的政治理想主義所不容 , 不可能引起黎珍的情感的波動 , 作者讓她為另一個對象所吸引 , 讓他們結合并且有了孩子 。 從藝術上來說 , 作者既不想讓這條副線對人物情感產生波折 , 更不想讓辛啟明與黎珍之間愛情構成障礙 , 遂讓此人于“文革”中遭難死亡 。 第二條副線:黎珍的兒子小軍在魏大雄影響下 , 和啟明發生暴力沖突 , 作者也不想讓黎珍陷入親情與愛情之間的窘境 , 造成黎珍對啟明情感的錯位 , 作者似乎不忍心讓二人遭受更大的痛苦 。 第三條副線:樸素的農村姑娘玉珍對啟明產生了純潔的愛情 , 辛啟明堅決拒絕 , 即使引起短暫的誤會 , 玉珍也飄然退出 。 從藝術上來說 , 三條副線均未導致黎珍和啟明情感錯位導向更為復雜、曲折、嚴酷的境地 , 如果允許我們猜想 , 浪漫的愛情的絕對化、詩化 , 和小說的人物性格的復雜是不是先天就存在著矛盾?第一人稱的直接抒發 , 把小說浪漫詩情發揮到極致 , 內心獨白不在同一空間 , 是不是不利于展開驚心動魄的戲劇性沖突?也許值得考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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