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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國特色與普遍意義兼具的學科體系 關鍵在于堅定文化自信

哲學社會科學社會學

【|打造中國特色與普遍意義兼具的學科體系 關鍵在于堅定文化自信】打造具有中國特色和普遍意義的學科體系 ， 是時代賦予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歷史使命 。
“中國特色”和“普遍意義”體現哲學社會科學具有“科學”和“人文”雙重性格
哲學社會科學以人類社會為研究對象 。 由于歷史和地理的原因 ， 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之間存在明顯的文化差異 ， 多元文化共存構成五彩繽紛的人類社會 。 哲學社會科學在不同國家的發展 ， 必然打上所在地域的文化烙印 ， 形成各自的特色 。 然而 ， 哲學社會科學之所以冠以“科學” ， 蓋因其基本理論和方法必須是科學的 ， 具有普遍意義 ， 對于不同國家應當都能夠適用 ， 所謂“放之四海而皆準” 。 這里 ， “普遍意義”代表社會科學具有的“科學性” ， 國別或地域特色則反映學科內在的“人文性” 。
可以看到 ， 一般對于人文學科我們往往強調其“地域特色”一面 。 如文學課程分為“中國文學”“外國文學”；歷史專業設置分為“中國史”“世界史”“歐洲史”等；哲學也區分為“中國哲學”“西方哲學”等；宗教、藝術等學科更是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 。 相對而言 ， 我們對社會科學各學科通常更關注其“普遍意義”一面 。 如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等學科 ， 極少被冠以國別或地域名稱 ， 而是突出其作為理論和方法具有普適性 。
“既具中國特色又有普遍意義”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 ， 緣何還需要“打造”？因為在現實的教學、研究實踐中 ， 我們往往自覺不自覺地將“科學性”與“人文性”對立起來 ， 非此即彼 ， 顧此失彼 。 這里 ， 社會學具有一定代表性 。 費孝通先生晚年曾發表《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一文 ， 指出“社會學是一種具有‘科學’和‘人文’雙重性格的學科” 。 這一命題引發了廣泛而持久的關注 ， 有人將其概括為“費孝通問題”“費孝通悖論” ， 表明“科學性”與“人文性”似乎不可通約、難以兼容；近年來社會學界圍繞質性方法和量化方法展開的方法論論爭 ， 以及“本土化是否偽問題”等議題的激烈討論 ， 也反映出部分學者對于“中國特色”能否具有世界“普遍意義”持懷疑態度與矛盾心態 。
將“中國特色”與“普遍意義”相對立 ， 反映深層的文化自卑
“科學性”與“人文性” ， 對應于“普遍意義”和“地域特色” 。 仍以社會學為例 ， 考察學科發展史可以看到 ， 社會學無論是理論、方法 ， 還是研究重心都處于不斷演進中 ， 不同時期在歐洲、美國形成迥然相異的風格、學派 ， 實際上展現出明顯的地域特色 。 我們不禁要問：西方社會學為什么不強調地域特色？——因為社會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學科群都誕生于西方 ， 我們理所當然視其為“正宗” ， 西方的“特色”成為我們的“標準” ， “中國特色”就顯得另類“不入流”了 。 這里隱隱約約透露出一種西方中心主義的偏見 。
我們知道 ， 伴隨著近代自然科學學科體系的逐漸成熟 ， 自然科學創立時期的世界觀、方法論和認識論對社會科學體系形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 19世紀最早提出社會學學科概念的法國人孔德就把社會學看作像自然科學一樣 ， 是人類認識史上“科學序列”最高級也是最后一門學科 。 他對科學的排序依次為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社會學 。 早期甚至干脆就叫“社會物理學” 。 英國學者李約瑟提出了“近代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為什么沒能發生在中國”的世紀之問 ， 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難題” 。 而對于這一難題的回答 ， 無一不將其歸結為制度、文化和思維方式 。 近代科學誕生于西方文化土壤 ， 因而西方文化可稱為“科學文化”；而中國傳統文化未能產生自然科學 ， 甚至阻礙了科學發展 ， 屬于“非科學文化” 。 “科學”意味著正確 ， 代表著先進 。 “李約瑟難題”隱含的命題是：西方文化優于中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