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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第5卷):文學的巔峰 , 1871-1881》 , [美]約瑟夫·弗蘭克著 , 戴大洪譯 ,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上海貝貝特 , 2022年3月版 , 1160頁 , 198.00元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的“文學紀念碑”叢書(魏東主持)于2014年推出約瑟夫·弗蘭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傳記 , 最后一卷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學的巔峰 , 1871-1881》(原書名Dostoevsky:The Mantle of the Prophet,1871 -1881 , 2002;戴大洪譯 ,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 2022年3月) 。 煌煌五大卷、總共近四千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記 , 可以不夸張地說 , 這是“文學紀念碑”中那座最宏偉的碑 , 是文學與思想、理想與信仰之間最深邃的幽谷 , 其意義遠超出一般的文學翻譯出版項目 。
想起來這是我為這套陀傳寫的第四篇書評了 , 讀一部人物傳記而寫了四篇書評 , 在我是從未有過的 。 在連續追著閱讀與寫作的過程中 , 也經常與夫人和兒子討論 。 印象很深的是夫人談起以前讀《卡拉馬佐兄弟》 , 特別感動的是在結尾阿遼沙對一群孩子講的那番話;兒子則和我討論弗蘭克的這套陀氏傳記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就是“終結者” , 他自己也把弗蘭克這五大卷的英文原版買齊了 。 他說弗蘭克掌握資料的豐富與論述的深入 , 更重要的是從傳主生活所切入的文學分析、俄國社會史及思想史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 恐怕都難以被超越 。 我談到從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期 , 我是從車爾尼雪夫斯基走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 從政治和文學的角度經歷了對俄國十九世紀四十——六十年代人的認識與思考的過程 , 但是對于其間的思想爭論與文學創作的關系認識還是很簡單 。 雖然自九十年代以來閱讀了不少關于蘇俄革命、思想和文學的論著 , 通過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幾部偉大作品也早已確立了他作為世界文學史上的偉大作家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 但是對他的文學創作與生活經歷及思想變化之間的復雜關系仍然是不甚了然 , 現在讀到弗蘭克這套堪稱博大精深的陀氏傳記算是遲來的補課 。 更重要的是 , 我在每一次閱讀這套陀氏傳記和寫書評的時候 , 我都要重復談到一個問題:曼德施塔姆夫人把俄國“知識分子”“全都在‘勝利者的統一意識形態’前繳械投降”的罪孽看作是“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棄絕” 。 (《曼德斯塔姆夫人回憶錄》 , 劉文飛譯 , 廣西師大出版社 , 2013年9月 , 28頁)這或許是我們必須繼續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由吧——或者說 , 不需要任何理由 , 永遠也不會忘記 。
在七天里四次排隊做核酸的間隙中寫完一篇“書記”、修訂完一篇五萬字論文 , 然后看完這部一千兩百多頁的陀傳第五卷 , 還要不時翻看手機上的戰爭、疫情和所有牽動人心的信息 , 而且是在南方4月的廣場上排隊 , 有時真的會出現幻覺 。 似乎看到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別林斯基在我們的核酸隊伍中激烈爭論起來 , 好像是關于對普希金的評價問題 , 還有工作人員不時走過來善意地提醒他們要保持一米距離 。
由于寫到了最后一卷了 , 弗蘭克在“前言”中的一些論述頗有概括性 。 比如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那些人物 , 如果不懂得他們如何深受當時的社會—政治意識形態和各種問題的困擾 , 不懂得這些人物的心理與意識形態的復雜關系 , 就不可能讀懂陀思妥耶夫斯基;另外 , 還要懂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把那些問題提升到道德與哲學的高度 , 并且是以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和環境的俄羅斯方式呈現出來;在那些偉大的長篇小說集中表現了俄羅斯文化的各種問題 , 而且是以他的末世論觀點和救世主眼光改變了問題的形式 。 因此弗蘭克說實際上他是在寫一部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中心的經過濃縮的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化史 , 并非虛言 。 他認為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遠見和卓識在當時引起的那些反應 , 我們要澄清其意義 , 而且這變得更加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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