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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論|專訪｜張洪彬：晚清時期的“祛魅”，傳統中國社會的“夢醒時分”(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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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論|專訪｜張洪彬：晚清時期的“祛魅”，傳統中國社會的“夢醒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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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 ， 李孝悌著 ，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 。
但下層社會的世界觀轉變 ， 不可能像知識階層那么迅速那么普遍 。 下層民眾往往缺乏系統性的閱讀和思考 ， 對知識自洽性的要求沒有知識階層那么高 ， 對知識之間的競爭和嬗替也不會那么敏感 ， 他們的思想觀念與傳統時代的連續性要強于知識階層 。 知識階層與下層民眾之間的這種落差 ， 容易轉化為知識階層對下層社會的“迷信”的反感和排斥 。 到后來 ， 與知識階層關系更密切的政治權力深入鄉村 ， 這種反感和排斥容易升級為干涉和壓制 。
現代科學的普及受到多方面影響 ，
自然神學不是決定性因素
新京報：你在書中探討了機械宇宙觀和有機宇宙觀在晚清中國的不同境遇 。 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科學的過程中 ， 也同時是在傳播一種自然神學的觀念 。 你提到學者劉華杰曾經評價過傳教士韋廉臣譯《植物學》一書中的自然神學 ， 他給予了自然神學極高的科學史評價 ， 并強調價值理性在當代科學發展中的價值 。 你如何看待自然神學的這種價值？
張洪彬：Natural history在中國翻譯為博物學、自然史、自然志 ， 它“是與自然哲學相對的知識類型 ， 著眼于個別事物的具體描述 ， 不追究事物背后的原因” 。 （吳國盛：《博物學還是自然史》 ， 《讀書》2016年第1期）在達爾文主義興起之前的歐洲博物學傳統 ， 與自然神學有很多重疊 。 晚清來華傳教士傳播的自然科學知識 ， 主要也在這種博物學和自然神學的雙重影響之下 ， 許多譯作既是“自然科學”作品又是“神學”作品 。 劉華杰教授在《〈植物學〉中的自然神學》（《自然科學史研究》2008年第2期）一文中對此有很好的分析 。 該文旨在反思科學史中長期存在的“輝格史學”的傾向 ， 即努力在歷史中打撈那些符合今天的“科學”標準的知識 ， 把它們與歷史處境割裂開來 ， 結果使得那些知識變得難以理解 。 在中國近代史學界也有類似的追求 ， 即盡可能避免把我們的價值取向投射到歷史中去 ， 雖然那不可能完全做到 。
劉華杰教授在文中還進一步質疑了把科學作“去價值化”理解的主流傾向 。 他認為 ， 堅持科學是“純客觀的”“價值中立的” ， 可能“導致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在科學探索的全過程中徹底分離 ， 科學的航船失去了指引、目標 ， 科學工作者不再關注本來內在于課題的倫理問題” 。 正是在這種意義上 ， 他說“科學與自然神學捆綁 ， 是近代科學的一個突出特點 ， 當今的科學發展未必一定要與自然神學再次捆綁 ， 但它終究離不開某些價值理性的介入” 。 我想他的用心在這里 ， 倒未必是說自然神學本身還有什么現代價值 。 對“科學是價值中立的”這一現代觀念的質疑和反思 ，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學術界的一個熱點 ， 但迄今似乎并未成功扭轉“科學是價值中立的”這一信念 ， 恐怕還需要很長久的努力 ， 才能完成這種轉向 。
天演論|專訪｜張洪彬：晚清時期的“祛魅”，傳統中國社會的“夢醒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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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為英國傳教士韋廉臣編譯、李善蘭筆述的《植物學》書影 。 該書于1858年由墨海書館出版 ， 被認為是“中國第一部近代意義上的植物學著作” 。 右圖為傳教士韋廉臣像 。
新京報：承接上一個問題 ， 我們知道 ， 中國的知識分子對機械宇宙觀很拒斥 ， 同時也很難接受自然神學 ， 但卻很能接受與有機宇宙觀親近的“天演論” ， 尤其是在救亡危機的陰影之中 ， 這種選擇顯得更為迫切 。 這種對自然神學的遠離 ， 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科學精神早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