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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再談“五四”：世界主義的文明比較遮蔽了中國本土文化的主體性

中國文化許紀霖本土文化

采訪人員 | 實習采訪人員 林柳逸
編輯 | 林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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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賽亞·伯林關于“啟蒙”的說法 ， 對于像德國、俄國和中國這樣的“被啟蒙”國家而言 ， 啟蒙實際上具有“文明自覺”與“文化自覺”這兩重含義 。 啟蒙意味著融入以18世紀英法為代表的西歐普世文明 ， 然而 ， 這個文明并非本民族自身文化傳統的自然延續 ， 而是異己的、拿來的 。 文明是外來的 ， 而文化則是本土的、自身的 ， 這就生發了文化與文明之間的緊張與對抗 。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史學家許紀霖認為 ， 在中國近代的思想史發展進程中 ， “文明自覺”與“文化自覺”之間始終存在著內在的緊張 。 一方面 ， “文明自覺”要求主體向18世紀西歐文明的普世性靠攏 ， 對強調人之理性的英法啟蒙運動做出正面的回應 。 另一方面 ， “文化自覺”又要求“被啟蒙者”堅守自身的民族特殊性 ， 發現自身文化的獨特價值 ， 以本土文化的民族性對抗西歐啟蒙文明的普世性 。
許紀霖將五四新文化運動視為一次“文明的自覺” 。 在救亡圖存的文化論戰中 ， 本土派與西化派都立足于普世的人類立場 ， 比較中西文明之優劣 ， 試圖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整體趨勢中 ， 尋找中國文化的未來出路 。 然而 ， “文化的自覺”卻在論戰的浪潮中被遮蔽與淹沒：什么才是屬于中國人的文化認同？中國文化有沒有自己的主體性？五四運動已過去百年有余 ， 但“文明自覺”與“文化自覺”之間的平衡問題依然懸而未決 。 日前 ， 在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主辦的“天人講堂”中 ， 許紀霖再度將這一重建中國文化主體性的核心議題拋諸公眾視野 。
走向近代：文明與文化的位移與撕裂
許紀霖認為 ， 作為“被啟蒙”的國家 ， 在走向近代的過程中 ， 中國與德國的歷史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 雖然啟蒙運動發生在18世紀的法國和蘇格蘭 ， 但美國學者詹姆斯·施密特卻指出：“‘什么是啟蒙’這個問題 ， 獨一無二地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德國問題 。 ”對于英法而言 ， 啟蒙是從宗教蒙昧步入理性文明的“走出洞穴”的過程 ， 它意味著人以自身的理性代替上帝 ， 成為歷史的決策者 ， 意味著人類主體性的覺醒 。 許紀霖認為 ， “何為啟蒙”對于英法而言不成為一個問題 ， 因為在英國和法國 ， 文化與文明具有同一性：啟蒙運動所倡導的普世的現代文明 ， 是英法自身民族文化的自然延展 ， 對普世文明的認同 ， 也意味著對民族文化主體性的認同 。 而在近代德語中 ， 文明（Zivilisation）意味著屬于全人類共同的價值或本質 ， 而文化（Kultur）則強調民族之間的差異和族群各自的特征 。 許紀霖由此認為 ， 與“文明”一詞所暗含的普世性不同 ， “文化”指的不是抽象的“人”的存在價值 ， 而是某些特定的民族或族群所創造的價值 。 對于像德國和中國這樣的近代文明的接收者而言 ， 文明和文化并不具有同一性 ， 啟蒙因而具有了“文明”與“文化”之間內在的緊張性 。
在講座中 ， 許紀霖進一步解釋了文明與文化的主體在歷史發展中的“位移”：古中國文明作為世界的軸心文明之一 ， 曾經構成了東亞世界的普世文明 ， 古代中國既是自身民族文化的主體 ， 又是世界文明的主體 ， 因而文明認同與文化認同曾經具有同構性 。 然而 ， 到了帝制晚期 ， 在鴉片戰爭之后“走向近代”的過程中 ， 中國文化被以英法為代表的西歐文明趕下了世界文明的寶座 ， 淪為了地方主義的文化 。 因此 ， “近代以后 ， 對于中國而言 ， 文明的主體和文化的主體發生了歷史性的錯位 。 天下主義的普世文明就此淪落 ， 原本合一的文明認同與文化認同之間開始撕裂 。 這即是百年以來啟蒙困境的濫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