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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鹿素行|竇兆銳：“日本中華思想”的理論建構與歷史影響——以山鹿素行為中心的考察

日本中華建構山鹿素行

作者：竇兆銳
來源：“社會科學戰線”微信公眾號
原文刊載于《社會科學戰線》2022年第3期
山鹿素行|竇兆銳：“日本中華思想”的理論建構與歷史影響——以山鹿素行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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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事實》山鹿素行自序 。 圖源：《中朝事實》（1911年 ， 博文館出版）
“中華思想”在前近代東亞世界的傳播和演變 ， 是東亞思想史和政治史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 。 其中 ， “日本中華思想”因其獨特的內涵及發展道路而頗受學界關注 。 “日本中華思想”有3個特征：一是與中國分庭抗禮的意識 ， 甚至認為日本比中國更具“中華”資格 。 二是鮮明的本土特色 ， 將“日本=中華”的依據訴諸日本神話傳說、皇統“萬世一系”以及“武威”傳統 ， 這與以禮教文明作為核心要素的中國“中華思想”截然不同 。 三是盡管日本是最早實現近代化的東亞國家 ， 但其政治和思想界關于“中華思想”的理論建構與政治實踐 ， 深度參與了近代日本的內政外交 ， 與其對外侵略擴張關系密切；與之相比 ， 隨著甲午戰爭的慘敗 ， 中國的朝貢體系徹底瓦解 ， “中華思想”退出了歷史舞臺 。
圍繞上述三個方面 ， 中日學者的研究成果大體呈現出以下特點：日本學者側重于研究“日本中華思想”的主體性特征 ， 特別是對“武威”和“皇統一系”的思想史解讀 ， 而對其與近代日本對外擴張的歷史聯系則不僅關注較少 ， 甚至有意無意地加以切割 。 中國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日本對“中華”概念和“華夷觀念”的改造、“日本中華思想”與日本主體意識的萌生及相關政治實踐等 ， 對該思想的理論內涵及其建構過程尚缺乏系統分析 ， 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宏觀研究的持續深入 。 “日本中華思想”的萌生可遠溯至奈良時代（710—794） ， 但真正的理論建構則是在近世（1603—1867） ， 這與當時宋明儒學大規模傳入日本有直接關系 。 有宋一朝始終面臨著北方游牧—漁獵政權的強大壓力 ， 宋儒以理學思想和道統思想為基礎 ， 為“中華思想”建構起一套嚴密、系統的理論和話語體系 ， 以此論證宋朝的中華正統地位 ， 借以凝聚力量并占據輿論制高點 。 隨著宋明儒學在近世日本的傳播 ， 這套理論和話語體系也為日本學者吸收并加以本土化改造 。 在近世“日本中華思想”發展史上 ， 山鹿素行（1622—1685）具有開創性地位 ， 他在對朱子學進行批判和改造的基礎上 ， 建立起一套嚴密、系統的“日本中華思想”體系 ， 并對近代日本政治和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 。 因此 ， 本文擬系統分析山鹿素行“日本中華思想”的理論體系、內在特質 ， 在此基礎上 ， 進一步討論其與近代日本政治和思想發展的內在關聯 ， 以期將相關研究推向深入 。
一、山鹿素行“日本中華思想”的理論建構
山鹿素行出生于會津藩（今日本福島縣會津若松市）的一個浪人家庭 ， 幼年曾入幕府大學頭林羅山門下修習儒學 ， 40歲左右在吸收和批判宋明儒學的基礎上創立自己的思想體系 ， 自稱“圣學”（即標榜其為周孔圣人的唯一真傳） 。 山鹿素行的“日本中華思想”與其“圣學”思想關系密切 ， 后者是前者的理論基礎 ， 前者是后者的理論歸宿 。
“日本中華思想”的理論建構裹藏在其對宋明儒學道統論的吸收和改造之中 ， 其過程大致呈現為由中華道統向日本道統進而向日本（神）皇統過渡的階段性演進特征 。
所謂道統論 ， 是唐宋儒學者為對抗佛教、復興儒學而建構的儒學傳承系譜 ， 包含以堯舜禹三代先王為頂點的圣人譜系、堯舜禹三代“先王之道”統攝下的思想—經典譜系以及對“圣人之道”的闡釋為核心的理論和學術譜系 。 它包含3個特性：第一 ， 圣人之道是所有正向價值的唯一代表 ， 除此之外皆為“異端” 。 第二 ， 圣人之道是華夷之辨的核心標識 ， 即“圣人之道=中華” ， “異端=夷狄” ， 如韓愈所言：“佛本夷狄之人 ， 與中國言語不通 ， 衣服殊制 ， 口不言先王之法言 ， 身不服先王之法服 ， 不知君臣之義 ， 父子之情” 。 第三 ， 道統譜系的接續以孔孟為節點 ， 因“堯以是（圣人之道）傳之舜 ， 舜以是傳之禹 ， 禹以是傳之湯 ， 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 ， 文武周公傳之孔子 ， 孔子傳之孟軻” ， “軻之死 ， 不得其傳焉” 。 韓愈將自己視為孟子傳人 ， 而朱熹以自己的思想體系為基底 ， 通過嚴密的甄別和闡釋 ， 精心建構了從孟子至自身的道統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