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汪曾祺和他的京派師友們

年代|汪曾祺和他的京派師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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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在抗戰烽火中 , 輾轉到昆明報考西南聯大 , 他是奔著沈從文去的 。 果然 , 在沈從文的習作課上 , 他得到沈老師的教誨頗多 , 是沈老師的得意門生 。 沈從文向鄭振鐸、李健吾等文學名家推薦學生的習作 , 盛贊汪曾祺比自己寫得還要好 。 而汪曾祺難忘的是 , 沈老師曾批評他的小說人物對話 , 像兩個聰明的腦瓜在打架 , 炫才華 , 不夠生活化 。 他后來就比較注重雅俗共賞 , 把一身才華揮灑得讓廣大讀者喜聞樂見 。
沈從文對汪曾祺的影響是終生的 。 “玩物從來非喪志 , 著書老去為抒情” , 汪曾祺寫沈老師的詩句 , 其實也是他自己的寫照——他老師“玩物” , 壇壇罐罐 , 舊紙繡片 , 后半生“玩”成了文物專家;他自己呢 , 小說里簡直有一座汪曾祺的“百工坊”:戴車匠、錫匠、銅匠、雞鴨名家……五行八作 , 一歲貨聲 , 令人想到《核舟記》《口技》、甚至《本草綱目》《天工開物》中洋溢的那種意趣 。
而影響最深的 , 當然是對文學的態度 。 汪曾祺一再寫到沈老師寫作時那一股蠻勁、狠勁 , 經常寫到流鼻血;當汪曾祺畢業后找不到職業、消沉自毀時 , 沈老師寫信把他大罵一頓:“為了一時的困難 , 就這樣哭哭啼啼的 , 甚至想到要自殺 , 真是沒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筆 , 怕什么!”他們師徒二人生命所系在一支筆啊 。 只是 , 沈老師后半生寄情文物 , 文學的筆擱下了 , 而汪曾祺則迎來他文學事業的第二春 , 大多數讀者知道他 , 都是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淖記事》《受戒》開始的 , 而其實 , 40年代 , 他已躍上文壇 , 引起那時的文學青年黃裳等人的關注了 , 第一本小說集《邂逅集》就是在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 。 所以 , “著書老去為抒情”也是汪曾祺的自況 。 沈老師擱下了筆 , 影響還在 , 汪曾祺說 , 寫《受戒》里的小英子、小明子的時候 , 他心上是有沈老師《邊城》等作品中翠翠、三三們的影子的 。
【年代|汪曾祺和他的京派師友們】老師的影響 , 還包括老師周圍的朋友們的影響 , 比如楊振聲、張奚若、金岳霖、朱光潛諸先生 , 梁思成林徽因夫婦 。 汪曾祺曾寫道:“他們的交往真是君子之交 , 既無朋黨色彩 , 也無酒食征逐 。 清茶一杯 , 閑談片刻 。 ”
汪曾祺很欽佩林徽因三十年代寫小說就熟練運用意識流技巧 , 而且用得非常自然——這一點 , 詩人卞之琳也很有同感 , 1980年代即撰文《窗子內外:憶林徽因》 , 有細致的品評 。 那時 , 文壇幾乎遺忘了林徽因 。 林徽因熱 , 還要好多年后 。 汪曾祺賦詩有句:“沙龍臥病猶高詠 , 鼓瑟湘靈曲未終 。 ”盛贊林徽因“鼓瑟湘靈”般的“高詠” , 遺憾其因病早逝“曲未終” 。 汪曾祺會遺憾“吾生也晚”吧 , 沒趕上跟隨沈老師出入林徽因的客廳 , 未曾領略貌美如花而又驚才艷艷的林徽因滔滔不絕的高論妙論;好在林徽因寫給沈二哥的信還在 , 汪曾祺當能領略那一輩師友間的風雅與高誼 。 在信中 , 林徽因與沈從文交流著彼此正經歷的情感苦惱 , 分析精神生活與人性種種 , 勸慰著又鼓勵著 , 那么真率細致 , 熱情而又理性 , 汪曾祺與讀者們一樣 , 真可以“見字如面”了 。
卞之琳比汪曾祺大10歲 , 30年代初已是林徽因座上客中最年輕的一位 , 這一方面因為兩人都寫詩 , 彼此欣賞 , 還有一個原因 , 卞之琳是徐志摩的學生 , 是得意門生——徐志摩安排新月書店出他的詩集 , 因飛機失事而告吹 。 因此卞之琳尊林徽因為長者 , 雖然他只比林徽因小6歲 。 直到林徽因去世 , 他們之間一直保持了誠摯的友情 。 林徽因熱情爽直有時鋒利的談吐、大方風度 , 令性格有些拘謹的卞之琳很放松也很愜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