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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出東方利中國&何以中國？答案在此！( 三 )


漢字中國：皿方罍、商鞅方升、書法藝術
本展中的所有器物上，總有一樣東西形影不離，那就是文字。兩件商代刻辭龜甲和一件刻辭牛骨上記錄了商王祭祀先祖和祈禱神靈保佑風調雨順的內容，涉及天文、歷法、地理、戰爭、祭祀、田獵等事宜。作為中國最早成系統的漢字，甲骨文是研究早期中國社會歷史、文化、語言文字的重要文獻資料。漢字自發明之日起，便以自成一派的表意系統屹立于世界文字之林，也孕育出中國的哲學思想。
由甲骨文所開創的中華文字系統不斷演進，不僅成為記錄歷史文化最為重要的手段，而且越來越成為凝聚中國人思想與情感的最佳表意符號。來自湖南省博物館的皿方罍，是迄今出土最大最精美的青銅方罍，被譽為“方罍之王”。器蓋上有六個字“皿作父己尊彝”，由此我們知道了它的主人。1919年，皿方罍于亂世重見天日，然而，器身與器蓋卻離散近九十年。2014年，湖南人用“眾籌”的方式，以2000余萬美元洽購器身回國，最終讓國寶合體。
“節”是古代一種憑信物，相當于后來的文書。來自安徽博物館的鄂君啟金節令人驚艷。兩件器物以竹節造型，青銅鑄造，其上滿飾錯金篆書。稍短一件叫“車節”，相當于“陸路通行證”；稍長為“舟節”，相當于“水路通行證”。從銘文“為鄂君啟之府商鑄金節”可知，楚懷王為封君鄂君啟專門鑄造，供其經商之用。金節的出土說明在春秋戰國時期，商業已經發展至較高水平。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統一。此前的商鞅變法，所起到的作用居功至偉。秦國的經濟得到發展，軍隊戰斗力不斷加強，為實現統一打下了最為堅實的基礎。來自上海博物館的商鞅方升，為秦孝公十八年商鞅擔任大良造時所鑄，是秦國變法統一度量衡時所監制的標準量器。升呈長方形，一側有中空柄，其余三側及底面皆刻有銘文。底部銘文為秦代加刻的秦始皇詔書，證明此升連續使用一百二十多年，是秦始皇法令的標準參照。與此相應的“云夢睡虎地秦虎簡”，是首次系統發現的秦律實物。墨書內容涉及農業生產、市場交易、徭役征發、官吏職掌、少數民族關系等方面，對此后各代的律法及政務制度的確立產生了深遠影響。
毫無疑問，古代書畫最能體現文字的演變與發展。雖然本次展覽中出現的作品由于受室內燈光及溫度的限制，全部為復制品，但仍可以循著圖上的線索找到中國人以書畫見證歷史和表達內心感受的清楚脈絡。
唐代閻立本所繪《步輦圖》記錄了公元640年吐蕃王松贊干布派遣使者祿東贊到達長安朝見唐太宗時的情景，這是漢藏民族交往的重要時刻。中國畫擅長用線條刻畫人物，這與書寫所用同一種工具毛筆息息相關。五至六世紀的中國畫家開始思考自然風景與人物的關系。東晉顧愷之《洛神賦》圖卷，為我們研究早期繪畫如何表達詩賦的敘事意境和處理山水背景提供了重要參考。此時的山水與人物比例失調，體現出魏晉及南北朝時期“重人物輕山水”的狀況。
山水畫的發展至隋唐時期才出現了根本性轉變。隋代的展子虔在《游春圖》中開始以大自然為主角，人物漸成點綴。青綠山水是唐代在人物畫繁盛時期另一個成熟的畫種。而傳為元代倪瓚所繪《獅子林圖》標明了文人畫的真正崛起。此作曾長期存放在清宮養心殿之中，為乾隆皇帝經常展玩之物。畫心、前后隔水及拖尾處留下了他的多段題識。其中的引首部分他題寫了“云林清閟”四個大字，透露出帝王向往歸隱山林的心跡。圖中描繪了一處園林，假山堆疊，樹木掩映，廳堂建筑數處，一派清幽。由畫幅右上方倪瓚題跋可知，這是他與友人趙原的合作，時間為137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