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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科學院！近代法國的地圖出版與媒介文化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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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京東（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
在研究閱讀史的學者們（如美國的達恩頓、法國的夏蒂埃等）看來，“印刷文字催生新的思想，征服了人們的頭腦，形塑了他們的存在方式”，甚至一定程度上“制造了革命”。不過，傳統學者的研究大多聚焦在書籍行業，忽略了地圖這一重要的出版物類型，后者在制作方法、印刷工藝、出版形式與閱讀體驗方面都具有其特殊性。
在16世紀以后的歐洲，新航路開辟帶來了海量的圖文信息與資料，地理學、天文學的發展孕育了新的制圖技術，與此同時，蝕刻印刷工藝也得到了普及，這就促成了一種新型出版物——地圖集的出現與流行。隨著弗拉芒制圖師奧特里烏斯的《地球大觀》（1570年出版）在商業上的成功，新地圖的出版與貿易很快風靡歐洲各國。三十年戰爭（1618-1648）與主權國家的興起則進一步刺激了公眾對空間及地緣政治的興趣，人們開始熱衷于購買和閱讀地圖，用以獲悉前線戰況、領土談判、海外殖民事業等最新進展。作為這一時期崛起的歐陸霸主，法國很快成為制圖業的重鎮。17-18世紀地圖行業在法國的興盛，同其地緣形勢、社會治理、科學研究與海外擴張密切相關，這就帶來了一種媒介-技術變革基礎之上的新型觀念與實踐。對此，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角度來考察：
首先是形象化的國家意識及其歷史書寫。作為一種不同于文字的物質載體，圖像在傳遞信息與知識方面本就有直觀、生動的優勢，16世紀后期出現的新式地圖集則采用了統一的投影法、比例尺和圖文編輯規則，更直接地呈現出世界和各國的古今疆域、政治地理與人文概貌，因而構成了書本之外民族國家歷史的另一種表現形式。繼奧特里烏斯的《地球大觀》出版之后，法國的莫里斯·布格羅在1594年也推出了《法蘭西大觀》，盡管在標題和排版形式上效仿了前者，但這部作品也有明顯的創新之處：一是地圖的收集、匯編以高盧歷史和法蘭西的疆域空間為敘事框架；二是為宗教戰爭中的國王辯護，強調各省、地方對君主的服從，有鮮明的國家主義取向。進入17世紀，制圖開始系統地服務于主權的建構。對內，同“國王史官”一樣，宮廷也資助“國王地理學家”，這些制圖師群體以桑松、德利爾家族為代表，在制作地圖的同時，他們也負責王室教學，撰寫有關疆域和歷史地理的書籍。對外，以民族國家為繪制單位的地圖，不僅反映了戰爭與和平下的領土變動，而且時常在外交談判中作為一種歷史依據和參考手段。此時適逢地緣政治與國際法意識在歐洲興起，不同民族國家的風俗、意象、法理人格等往往也會依托地圖的視覺形式來展現，比如低地國家通常會順著其領土的輪廓將地圖描繪成一只雄獅，而法國則流行著“四方”“五角”“六邊形”這樣的幾何理念。
從宮廷到社會，地圖在政治啟蒙方面發揮了與眾不同的作用。1776年，路易十六的戰爭部長圣日耳曼伯爵在其《教育計劃》中指出，“歷史地理的學習需要通過眼睛，也就是借助地球儀和地圖來實現”。大革命之后，地圖出版與閱讀繼續構成國民教育中的關鍵環節，對公民意識與愛國主義形塑有重要意義。比如在1790年后，由雅各賓派的工程師皮埃爾·杜梅埃領導成立了法蘭西國民地圖集公司，不僅在出版領域同舊制度時期的桑松、卡西尼等展開競爭，而且致力于為中小學教育提供清晰、準確和印制精美的教材。包括《國民地圖集》《口袋國民地圖集》系列在內，這些出版物一方面普及了法國最新的地理和區劃知識，另一方面則持續培育了民眾的政治信仰與愛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