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整個書法史，清代最大的貢獻就是金石學的興盛，進而帶動了篆書、隸書的發展。清代篆書家不斷涌現，更難能可貴的是各人有各人的面目。當然，這里面也不乏寫得比較怪異的，比如大收藏家陳介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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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介祺
陳介祺（1813—1884），字壽卿，號簠齋，金石家，山東濰縣（今濰坊市濰城區）人。清吏部尚書陳官俊之子。道光十五年（1835年）舉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進士，與江蘇潘祖蔭并譽“南潘北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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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介祺書法
陳介祺收藏宏富，眼界甚高，他的篆書上溯金文，又加入楷書、隸書的筆法，還時常有行書的筆意，這種融合方式前所未有，所以面目新穎。歷史往往就是這樣，之前未出現過的東西，甫一出現定會給人奇怪的感覺。用“奇怪”一詞來形容陳介祺的篆書，還是比較恰當的。


但凡涉足金石書畫、拓片收藏者，陳介祺的名字無人不曉。他的收藏全而精，《中國大百科全書》贊譽陳介祺為“清代金石學家中收藏最富的一位”。他出道早、起點高，19歲即“以詩文名天下”，同年開始收藏印章，而立之年建“萬印樓”。一本《十鐘山房印舉》，乃是刻印之人的必備工具書，被譽為“印譜之冠”“印學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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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鐘山房印舉》
陳介祺收藏了商周青銅器248件，最有名當屬毛公鼎。這可不是一般的眼福和金石緣。國之重器，可以朝夕相對，如對至尊，對于一個極度嗜愛金石的人來說，是天大的好運。


從事收藏，做到多且精，得有超強的經濟實力。陳介祺有強大的家族文化背景，他是一個“書二代”，也是一個“官二代”。除了得力于家族的實力和氛圍之外，也離不開師友的襄助，陳介祺同樣是受到了阮元這位封疆大吏的指導和影響。阮元為清代前中期一代學宗，畢生竭力倡導收集研究金石文物，把金石學研究推向高潮，在其周圍聚集了一個以官員和學者為中心的金石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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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介祺書法
阮元提督山東學政之時，收陳介祺的父親陳官俊為門生。陳介祺得此機緣求教阮元，阮元贊其“天機清妙”，給予諸多指教，金石緣、師生情分非同一般。古代的書家角色與官員身份存在一種奇妙的組合，雖然有“館閣體”的影響，但總體來看，“書而優則仕”保證了底線的存在，水平高低只是因為天資差異。


陳介祺是藏家，更是玩家，他以一種特殊的身份介入，個人成了學問家，名利不過是附屬物。古人講，玩物喪志、玩火自焚，“玩”有褻瀆者、有累贅者，亦有成功者，關鍵是要看“玩”的檔次。陳介祺成就了一生的金石情緣，可稱得上是一個為金石而生、為金石而活、為金石而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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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介祺書法
陳介祺的成功與當時的金石考據繁榮大勢分不開，可謂“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書法領域內的成功者，比起其它領域，需要面對更多挑戰。一般人的成功，主要側重當世的名利地位，書法則必須面對歷史，與古人爭一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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