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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追尋中國詩學研究的向上之路——蔣寅《中國詩學之路》讀后(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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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追尋中國詩學研究的向上之路——蔣寅《中國詩學之路》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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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詩學之路》
蔣寅 著
商務印書館
2.批評化的詩史
批評化的詩史，意味著將卓越的藝術直覺落實在可分析的范圍內。
所謂藝術直覺，包含兩個方向：一是對語言的敏感，二是對人性的通脫認識。一般而言，對語言過分敏感的人，適合自己做詩人，不適合做批評家。文學研究者如果局限在單篇作品的辭藻、聲律、句法、意脈的無休無止的鉆研中，則只適合做一個傳統意義上的選家、評點家，而沒有資格成為現代學術意義上的批評家。蔣寅的藝術直覺更近乎批評家，而不太像詩人或評點家；他對語言固然有很高的敏感度，但不會形成聚精會神、孤芳自賞的局面，而是很從容地將欣賞成果納入一個更大的價值框架中，即對人性的認識。
在《中國詩學之路》中，精神、意志、意識同樣是高頻出現的詞匯，它們彰顯了一種將詩人視作完整、獨特同時自我意識極強的精神主體的批評視野。比如《過度修辭：李賀詩歌的藝術精神》一文，將李賀詩風的主要特色理解為“出于特定藝術意志制導的修辭策略”，而不是“感覺方式的自然呈現”。顯然，當批評家的解釋止步于“感覺方式”，就只能在默認某種生理上的命定論的前提下，陳列出一些具體詩例，做出一些零碎的分析。只有將著眼點從“感覺”移至“修辭”，才會使李賀的人格變得立體且自主，讓他的“奇特”與“自我復制”得到理性化、系統性的解釋。同樣道理，《劉長卿與唐詩范式的演變》一文，對“思銳而才窄”之評語進行了富有“了解之同情”的檢討，認為劉長卿“是個自我意識極強、同時屬于情緒強烈型的人”，“強烈的情緒化傾向導致寫意性質，寫意性質又帶來程式化的特征”。他將劉詩的優劣之處以及文學史位置的分析出發點，鎖定在一種強烈而自覺的人性特征上，由此得出系統性的解釋。
或許正是因為對人性本身的興趣有時會超過對藝術作品的興趣，所以蔣寅撰寫了一系列研究“心態史”或曰“精神史”的論文，其中對于人性的觀照，會更直接也更通脫。他會用寬闊的心態審視古人的心跡與言行，于是時而極其悲憫，時而又相當苛刻；他又常抱有一種永恒性的視角，從而接通古今，究極人心。在他看來，“隱逸”可以是高貴與超越也可以是自欺欺人和有限的責任（《陶淵明隱逸的精神史意義》），“偷生”可以獲得堂而皇之但需要反復論證的理由（《千古艱難唯一死》），“詩話”的寫作居然包含諸多社會交際功能（《清詩話的寫作方式及社會功能》），而“詩”本身又成為生命意義或崇高或平凡的寄托（《中國古代對詩歌之人生意義的理解》）。
文學的意義，歸根結底是幫助我們認識人性的復雜，而文學研究如能揭示這種認識的必要性與可能性，那么研究本身也就成為珍貴的文學。在當今古典文學論文中，缺少優美的文筆反倒是次要的事情，而缺乏批評家的氣度是真正致命的問題；敏銳人性觀察的缺失，會讓文學研究喪失價值判斷的底氣與志氣，而脫離人性論的土壤、一味進行語言層面的藝術批評，又會使價值判斷流于狹隘甚至主觀。《中國詩學之路》中一段段議論縱橫、性情充沛、博古通今的“詩史”，樹立了批評家的典范。
蔣寅先生不僅以理論敏感與藝術直覺著稱，還以文獻考據見長。在“詩學”與“詩史”背后，是極為雄厚的資料儲備?！吨袊妼W之路》對于清代文學批評資料的自如征引，尤見搜求之勤、功力之深。比如《古詩聲調論的歷史展開》《馮班與清代樂府觀念的轉向》，從資料占有到觀點形成，都獨辟蹊徑。再如《在中國發現批評史》提到麓峰居士輯評《試帖仙樣集裁詩十法》是細讀文本的極致之作。程千帆先生“嘗試著一種將批評建立在考據基礎上的方法”之學術思路，在此書中得到了恢宏的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