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史料·史觀·史學——漆俠先生與他的歷史研究( 五 )


獨到的研究方法,堅定的學術自信
漆俠先生生前發表、出版各類論著都520萬言,2008年河北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十二卷本《漆俠全集》。20世紀20年代以來,特別是80年代以來,國內宋史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在宋代經濟史、政治史、典章制度、軍事史、法制史、文化史、文獻整理等專門、專題、部門領域取得不俗成就的名家或佼佼者應當說不乏其人,但是若從研究水平之高、研究內容之深、研究范圍之廣、研究格局之大的論著來衡量,當屬漆俠先生獨步,迄今無人企及。
漆俠先生之所以能取得這樣高的成就,與他的獨到的史學研究方法分不開。他的史學研究方法,概言之,即是強調觀點和材料的辯證統一。辯證統一,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即當人們認識事物的時候,既要看到事物相互區別的一面,又要看到事物相互聯系的一面,亦即從事物發展的總體把二者有機統一起來,以達到全面認識事物的目的。漆俠先生的治史方法深得辯證法的精髓。20世紀五六十年代和改革開放之初的十年,關于史與論的關系,學術界曾有過熱烈討論,形成了三種基本觀點,即“以論帶史”“論從史出”和“史論結合”。在漆俠先生看來,不論是“以論帶史”,還是“論從史出”或是“史論結合”都不能完全正確反映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基本特點。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中,“論”和“史”是不可分的,它們之間是有機的統一體。“古往今來的歷史著作,不論它屬于哪一種類型,亦不論它的成就高低,總是以一定的觀點統率相應的材料來敘述、說明各該時期的歷史,服務于各該時期的政治和經濟。一部有價值的、優秀的歷史著作,像司馬遷的《史記》,越是能夠‘于序事中寓論斷’,即觀點和材料密切結合,就越有感染性,產生巨大的影響。”這個看法基于兩方面的認識:一是史料占有永遠是第一位的;二是沒有觀點的單純考據是不存在的,或者說絕對客觀的材料是不存在的。材料有精粗真偽之分,排列有先后之序,材料的取舍和排列,就有一定的標準和觀點,這哪能夠說觀點不起作用?拋開這點不算,只排比史料,不加自己的語言,但材料本身,從來就是打上階級烙印、表現了它的觀點的;縱然材料的排列者不用自己的語言申明觀點,但在“冥冥之中”,有些人會被這些經過排比的材料牽著鼻子,成了其觀點的俘虜。沒有觀點的單純考據是不存在的。人不能生活在社會的真空中,因為社會并沒有真空。人來到現實世界,不是受這種主義就是受那種主義的影響和支配,不是受這種思想就是受那種思想的影響和支配。漆俠先生強調觀點和材料的統一,就是強調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歷史材料的統一。
漆俠先生一生對于學術研究,執著而自信,有錚錚傲骨。早年讀書就以佛儒警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主一無適謂之敬”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并且努力踐行,執著堅持自己已經抉擇的方向和事業。漆俠先生的一生也是充滿了艱辛和曲折,50年代因耿直性格為人仗義執言而被錯誤打成反黨小集團成員,60年代因堅持“讓步政策”的觀點,在“文革”當中被打成“三反分子”,關進“牛棚”勞動改造,直到1973年才被解除勞教。漆俠先生并不因遭遇這樣的逆境而消沉,也沒有放棄對學術的熱愛。最可貴的是,他利用可以利用的所有有限條件,通過讀書和搜集資料排遣自己的困苦。
漆俠先生對于自己的研究觀點,一向是頗為自信的,這種自信來自他對第一手材料的充分占有、考訂,也來自他對理論的認真學習及深刻領會,兩者有機結合達到史觀與材料的統一,由此提出自己的認識和看法。漆俠先生從不隨波逐流,若是對舊作有所改動,那也是經過進一步研究材料和學習理論,在原來的基礎上進行補充完善,更堅定自己的觀點。如《王安石變法》,從1959年初版到2000年生前最后一次再版,內容不因學術界討論的大起大落而改變,仍然堅持初版《代緒論》中對南宋以來至民國梁啟超、胡適、錢穆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研究的批評意見。用漆俠先生自己的話說:“這次付印,依然照舊,未加改動。其所以如此,留下青年時期的痕跡,作為老年缺乏這種銳氣鋒芒的一個慰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