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首頁 > 人文 > >

來自|東西問丨文明根性特別策劃之四：劉東：“天下大同”何以必然來自人類的“共通理性”？( 二 )

理性來自中新社西方人類孔子文明梁啟超共通策劃劉東中國新聞社天下大同


來自|東西問丨文明根性特別策劃之四：劉東：“天下大同”何以必然來自人類的“共通理性”？
文章圖片

2016年11月 ， “天下為公——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美術作品展覽”在北京舉行 ， 參觀者在欣賞書畫作品 。 中新社采訪人員 熊然 攝
然而又不得不提醒 ， 如果真想去追求“天下大同” ， 那么從“共通理性”的角度來看 ， 就應盡快整理和清點自己的家藏 ， 包括清點以“儒家”為名的后世學派 。 事實上 ， 驗之于“知之為知之 ， 不知為不知”的原則 ， 先秦以后的那幾波儒學的“高峰” ， 盡管也曾做出過歷史貢獻 ， 卻在“理性自覺”方面遠遠不及孔子 。 如果不能悟到這中間的區別 ， 還是要沿著宋明理學“接著講” ， 那就并非在宣講孔子本人的學說 ， 而只是受著道教、佛教或基督教的沾染 ， 去復述一種完全過時的形而上學 ， 一旦走出國門就會貽笑大方 。
來自|東西問丨文明根性特別策劃之四：劉東：“天下大同”何以必然來自人類的“共通理性”？
文章圖片

2021年9月28日 ， 辛丑年公祭孔子大典在山東曲阜孔廟舉行 。 中新社采訪人員 梁犇 攝
另外還需要提醒的是 ， 盡管儒家出于匡時救民的熱忱 ， 也一直高懸起“天下大同”的目標 ， 不過 ， 還是本著它自身的“有限理性主義” ， 儒學對于它寄望于以此校正的歷史 ， 卻絕不會采取末世論的、“最終審判”的態度 ， 絕不會非理性地想要“畢其功于一役” ， 絕不會去打造“地上的千年王國”；相反 ， 它即使要借助于心中的價值理念 ， 來修正充滿訛誤與偏離的歷史 ， 也只會將其看成緩慢的漸進過程 。 正因為這樣 ， 當子張詢問“十世可知也？”的時候 ， 孔子才會回答說“殷因于夏禮 ， 所損益 ， 可知也；周因于殷禮 ， 所損益 ， 可知也 。 其或繼周者 ， 雖百世 ， 可知也 。 ”也正因為這樣 ， 雖說在前邊提到過的《禮運篇》中 ， 也曾在憧憬“人不獨親其親 ， 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于地也 ， 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 ， 不必為己”的狀態 ， 可是一旦談及現存的狀態 ， 孔子卻并未奢望去催熟“天下大同” ， 倒毋寧是寬廣包容的“和而不同” ， 由此他才會在“修己”與“待人”的區分中 ， 為后者樹立多元寬容的標準 ， 即“老者安之 ， 朋友信之 ， 少者懷之 。 ”
來自|東西問丨文明根性特別策劃之四：劉東：“天下大同”何以必然來自人類的“共通理性”？
文章圖片

山東曲阜孔廟大成殿內景 。 中新社采訪人員 盛佳鵬 攝
中新社采訪人員：您認為形成中國文化的現代形態 ， 是一代人的使命 。 如何讓世界讀懂中華文明根性中的“天下大同” ， 是今天中國亟待破解的問題 ， 您有何見解？
劉東：相對于中國歷史上的“天下大同”觀念 ， 盛行于當代的毋寧是“民族主義” 。 當然 ， 即使這種被迫變得偏狹的思潮 ， 也自有它迫在眉睫的存在理由 。 最為關鍵的是 ， 在當年“國將不國”的危急情勢下 ， 它能集聚起全體國民的意志力 ， 正如我們在《國歌》中悲壯唱到的 ， “把我們的血肉 ， 筑成我們新的長城” 。 也正因為這樣 ， 只需稍微回顧一下近現代的歷史 ， 就足以發現“民族主義”的力量所在 。 比如 ， 由于在清朝末年尚沒有“民族主義” ， 整個民族竟敗給了區區幾艘英國炮艦；而到日寇侵華時則開始有了“民族主義” ， 于是總算可以開展“以空間換時間”的持久戰了……甚至于到了后來的和平歲月 ， 這種“民族主義”也并非一無是處 ， 正如我針對克雷格·卡洪的文章 ， 在《中國學術》雜志卷首語中指出的：“很少有人注意到 ， 當前民族國家間的普遍斗爭 ， 實乃少數幾種反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可行方式之一 。 緣此便應看到 ， 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是相互建構、而非相互對立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