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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發展模式應對“人類世”生態危機

神秘

（報道）據中國社會科學報（王悠然）：近日 ， 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政治學教授羅賓·?？怂估≧obyn Eckersley）在“對話”網站發表文章《“人類世”提示無民主、無人類世界的風險》（Anthropocene raises risks of Earth without democracy and without us），探討“人類世”、生態環境危機與西方現代民主制度和人類進步理念的關系，引起廣泛關注 。
人類活動威脅地球“宜居性”
“人類世”由美國生物學家尤金·斯托莫（Eugene Stoermer）和荷蘭化學家保羅·克魯岑（Paul Cruzten）在2000年正式提出，指人類活動對地球生態系統產生巨大的全球性影響的時代，在“全新世”（Holocene）之后 。2014年10月，國際地層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Stratigraphy, ICS）下屬的“人類世”工作組（Anthropocene Working Group）在德國柏林舉行第一次會議，討論是否應采用“人類世”命名人類當前所處的地質年代，但尚未得出結論 。關于“人類世”的起始時間，科學界目前也無定論，常見的觀點認為“人類世”始于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也有人提出了不同說法 。
無論從何時劃分“人類世”與“全新世”更加科學，“人類世”的特征已明確無疑，即塑造地球系統的主導力量掌握在人類手中 ?！叭率馈睍r，人類進入現代人階段 ， 人類文明在世界各地發展興盛起來；而在“人類世”時，人類有可能遭遇突發的、災難性的環境變化 。2015年1月 ， 多國生態環境專家在美國《科學》雜志聯名發文表示，9個“行星界限”（Planetary boundaries，指人類在地球上的“安全操作空間”）中已有4個被突破，其中還有2個是“核心界限”，這意味著人類活動增大了地球“宜居性”降低的風險，地球未來或將進入充滿不確定性的新狀態 。
“如果我們不能及時遏制氣候環境持續惡化，極端天氣事件、自然災害、資源匱乏將導致全球大量人口失去生計 ， 沖突、戰亂頻發 ?！痹诎？怂估磥?，現代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未能良好地服務于環境保護，組織有序的私人利益集團可以輕易地影響政治決策，從而產生不符合廣大公眾利益的政策；究其根本，是由于西方國家的政治代表無需為他們的決策給非公民（non-citizen）如子孫后代、除人類外的其他生物造成的跨時空的生態后果和社會后果負責 。
?？怂估硎荆鞣剿^的自由民主制度更強調人作為一國國民的身份，而“人類世”則強調人作為“地球人”（Earthling）的身份，人類同居一個星球，人們沒有理由將因自身活動帶來的生態風險轉嫁到其他時空的人類和他類身上 。
【改變發展模式應對“人類世”生態危機】落后的發展理念催生生態危機
有學者對“人類世”概念提出質疑，認為其在關注“地球人”共同命運的同時，忽略了階級、種族、性別等其他層面的社會不平等，轉移了人們對權力、地緣政治、帝國主義遺留影響等關鍵因素的注意力，而正是后者造就了世界發展過程中 ， 收益與成本分配的高度不公 。2014年，瑞典隆德大學人文地理學系教授阿爾夫·霍恩伯格（Alf Hornborg）與博士生安德里亞斯·馬爾姆（Andreas Malm）合作發表論文《人類地質學？對“人類世”敘事的批評》（The geology of mankind? A critique of the Anthropocene narrative），提出（人類）種族內不平等是當前生態危機的重要原因 。
對此，?？怂估恢每煞?，但他強調，促生“人類世”的社會力量和制度 ， 特別是資本主義和現代民族國家，依賴于19世紀的人類進步理念 ， 而這種理念已經與我們所處的新時代嚴重脫節 。西方現代民主政治是隨著工業革命展開、化石燃料經濟興起、代表“生產者利益”的政黨形成而發展的 。其背后的思維是，自然環境不過是人類“戲劇”上演時的“背景幕”，環境應服務于人類的集體自決（self-determination）、個人自我實現與解放 ， 而不是對其構成制約，我們可以充分取用地球的資源，以追求所有人的自由和進步 。這種思維讓人聯想到“人類豁免主義范式”（Human Exemptionalism Paradigm），這一概念由美國社會學家萊利·鄧拉普（Riley Dunlap）和威廉·卡頓（William Catton）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其含義是“人類獨有的創造，即語言、技術、科學以及廣義上的文化，使工業化社會免受自然環境的約束” 。鄧拉普和卡頓認為，社會學的學科傳統體現出“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思想，將人類看作地球上最核心、最重要的物種，人類有別于且高于自然，人的生命具有內在價值，而其他生物、非生物只是為人類服務的 。
埃克斯利說，無論當今的生態環境危機應定性為人類引起的（anthropogenic），還是社會引起的（sociogenic），“人類世”都啟示我們，要從更宏大的地球歷史背景下審視人類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 。
西方民主制度難根治生態問題
如一些學者所言，“人類世”一詞本身只是地質年代劃分的名稱，其核心意義是人類對地球系統的改變而不全然是破壞 ， 然而，氣候變化、環境污染等種種現象 ， 也實實在在地擺在人們面前 。對此，西方國家有沒有足夠的應對能力？澳大利亞西澳大學國際政治教授馬克·比森（Mark Beeson）對采訪人員說，要想有效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地球公民的集體努力，必須對現行的政治和經濟模式做出巨大調整 。英國愛丁堡大學教授蒂姆·海沃德（Tim Hayward）認為，環境立憲（environmental constitutionalism）和環境公民身份（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是應對上述挑戰的關鍵途徑：環境立憲有助于對“放縱”的市場力量保持一定的政治控制 ， 預防環境及其他社會公益領域內的逐底競賽；環境公民身份主張公民有責任貢獻于可持續發展，公民的個人行為應與公共環境利益相符，相較于自由主義公民身份，環境公民身份更加注重公民的環境責任和義務，而不僅僅是環境權利 。然而，海沃德也承認 ， 只要環境保護行動涉及利益犧牲，西方民主制度就很難在這方面取得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