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刊登了一篇撤稿聲明 ， 從而宣告 “最古老的獵豹可能來自中國”這一說法不再成立 。事后調查發現，佐證研究者黃驥得出這一結論的化石，竟是“從一個化石販子那兒買來的” ， “那個販子告訴他化石是在哪個地層里，他就以為是了” 。（9月5日《中國青年報》）
從 “最古老的獵豹可能來自中國”所引發的轟動，到黯然撤稿后難言的尷尬 ， 期間反映的問題足以令人深思 。不同于其他學科 ， 中國的古生物學研究水平很高 ， 也出現了很多在國際上產生重要影響的研究成果，但此次假化石跑了一下小龍套，讓中國學者在國際學術界擺了回大烏龍 。這樣的新聞，估計會讓死在王剛 “砸寶錘”手下的假文物唏噓不已，一般作假、兩種命運 。當然，沒有人要求專家都是火眼金睛的孫悟空，當年的“遼寧古盜鳥”化石標本，拼接后走私到美國，不也照樣騙倒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恐龍學家、加拿大的柯瑞博士？但這樣的尷尬，顯然也不是光彩的事情，它傷害的，不僅是一個科學結論，更是中國學術界日漸稀薄的公信 。
人非圣賢 。學者也會犯錯，但錯誤與錯誤還是有些差別的 ?！白罟爬系墨C豹可能來自中國”的說法，主要的證據就是那塊惹禍的石頭，然而圍繞這塊化石，卻有幾個細節比結論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一是學者黃驥承認化石來自販子，且依據販子的說法，他在論文中寫道 ， 這件化石標本出自“和政”——和政是一個縣，事實上那邊的黃土里并沒有這類化石；二是當事人后來承認化石經過石膏修補，也承認沒有將化石部分和石膏修補部分區別開來——最詭異的是 ， 論文第一作者梅·克里斯琴森竟然沒有親眼看到過化石標本 。本該嚴謹專業的國際學術論文，卻誕生于如此粗陋的學術邏輯之下 ， 如果與之較真科學素養，恐怕都嫌過于奢侈了 。
我們當然不能以誅心論揣測假化石與假論文之間更多的利益關聯，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某些中國學者再一次將急功近利的沖動與突破科研底線的操守，呈現在世人面前 。這種呈現，與國內學界呈現出的“三忙”狀態一脈相承：一是忙著“發現發明”，譬如“發現”神乎其技的任督二脈，“發明”各種顛覆自然規律的神器；二是忙于“論文產業”，有數據顯示，全國學術期刊一年只能發表論文248萬篇 ， 而背有論文發表指標的人數達到1180萬，我國論文買賣產業在2009年規模就達10億元；三是忙著“發言發聲”，但凡公共事件，總能見到一些學者專家趕場的身影 ， 要么高呼“適量無害”，要么大玩文字游戲……也正是在這樣一種學術氛圍下，“大師”層出不窮，“大仙”如魚得水 。
這種司空見慣的喧嘩與躁動 ， 令一些學術丑聞成為無可藥愈的社會陣痛 。有人說 ， 世界第一的論文數量，與引用率百名開外的尷尬現實相映成趣 。然而 ， 這僅僅是專家學者的錯嗎？一個共識是，“好環境讓壞人變好 ， 而壞環境讓好人變壞” 。如果沿著這個思路看看，學界之忙或癲狂 ， 基本可以歸咎于兩個因素：一是養活并激勵學者的環境逼人 “快跑”、“飛跑”，先有急功近利的績效考核，后才有李代桃僵的各色 “外掛”；二是學界內自律與他律機制相對缺失 ， 一切仰仗空洞的“德行”，科研圈子化、學術圈子化，跑項目的藝術重過搞科研的技術，自說自話成風，自肥自利當然就見怪不怪了 。
在以嚴謹為底色的學術天空，有些烏龍可以一笑而過，有些錯謬則足以警示多多 。從小就聽多了“愛迪生經歷1001次失敗后才成功發明燈泡”的我們 ， 能否靜下心來，讓中國學界等等真相與規律的腳步——既給其慢工出細活的寬容，也為底線的規則立下零容忍的態度？
【時事點評：需要挖掘的是真學術而非假化石】
解放牛網 新聞晨報 鄧海建（作者為資深評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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