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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北細石葉工藝的文化適應研究

細石葉

 《華北細石葉工藝的文化適應研究》是作者陳虹的博士論文 。她嘗試利用國際上最新理論方法 ， 對分布于我國北方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細石葉工業做了深入研究 。因為許多新概念在國內尚未被業內同行所充分了解，所以雖然只是借他山之石攻己之玉的初步探索，但因而開拓了一個嶄新的方向，從而在我國舊石器考古學領域具有不同一般的積極意義 。
我國細石葉遺存的研究長期來主要限于兩個領域的探索，首先是文化傳統，也即從技術和類型特點來追溯這類遺存的淵源 。比如裴文中在1954年提出，細石葉傳統可能起源于貝加爾湖地區 。到了1970年代，華北地區一系列舊石器工業的新發現，令賈蘭坡從兩大傳統來探討細石器的起源 。其中之一就是端刮器和雕刻器傳統，或稱小石器傳統，自周口店第一地點、許家窯、小南海、峙峪、下川、薛關和虎頭梁最后發展到新石器時代的細石器文化，而細石葉技術已經在下川、薛關和虎頭梁等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中出現 。于是，賈蘭坡斷言 ， 細石葉技術應該源自華北的小石器傳統 。雖然這種直線進化的論斷隨著學科的發展不再被看作是定論 ， 但是這代表了上世紀中葉我國學者在文化歷史考古學范例指導下的理論闡釋和綜述性嘗試 。
另一個領域的探索就是細石葉的工藝技術 ， 特別是細石核類型與打制工藝的探索 。受日本和北美學者對細石核的類型和技術研究的影響，蓋培根據對虎頭梁楔形石核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細石核制作的工藝類型 ， 并作為判斷文化關系和時代早晚的依據 。蓋培對這些工藝類型的命名大多可以在日本的細石核研究中找到對應者 。蓋培還在我國打制石器和細石核研究中首次提出了動態類型學的分析概念，把石葉剝片過程中導致石核的形變過程看作是值得關注的方面 。后來，下川遺址出土了比虎頭梁種類更為多樣的細石核類型，令王建等對這些石核的加工和生產技術予以了更多的關注 。后來，王建和王益人還發表了專論，從動態過程來分析石核的預制、成型加工、石葉剝片、石核臺面調整到石核的最終廢棄 ， 以了解細石核的加工和剝制細石葉過程中的形變 。這種分析已經接近法國學者提出的“操作鏈”和美國學者提出的“剝片程序”概念，無疑是我國細石葉工業研究的重要進展 。此外，陳勝前從理論和生態視角來探討細石葉的起源，得益于他在賓福德指導下的全新思考 。
本書采用了文化生態學和系統論的思維來探討細石葉技術的適應意義，這是國際上流行的過程考古學核心概念 。在細石葉技術的研究中引入文化生態學的概念 ， 主要是探究這種技術的生態背景和功能優勢，它有助于解釋為何這種技術會在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初有如此廣泛的采用和傳播，從東亞一直擴散到北美，并被在青藏高原上的狩獵群體所廣泛采用 。系統論和文化生態學往往是一起采用的，這就是說，人類文化是與環境互動的一種動態系統，其中涉及生態環境的條件、可獲的資源類型、人類的群體結構、主要的生計形態和工具技術的裝備 。這些方面可以被看作是構成了史前人類生存的幾項關鍵的亞系統 ， 它們彼此相聯和制約，維持了人類的成功適應，而細石葉技術很可能是史前人類在更新世末和全新世初在北方地區成功繁衍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 。
正如本書所論證的，細石葉技術代表了舊石器時代石器打制技術發展的最高峰，表現為能夠高效利用優質石料，從有限的石料上生產出盡可能多的切割刃緣 。細石核便于攜帶，非常適合流動性大的狩獵群體，免受流動過程中因優質石料匱乏而帶來的風險和麻煩 。細石葉一般用于鑲嵌，為各種復合工具提供鑲嵌的刃緣，它易于替換 ， 非常經濟、方便而用途廣泛，能夠滿足不同功能器物的需求 。這種高效的工藝技術和產品，說明了它被廣泛采用和傳播的原因 。
受歐美學者對精致技術發展論述的啟發，本書也從時間和狩獵風險壓力來解釋細石葉技術的適應優勢 。在高寒地帶，植被稀少使得史前人類主要依賴動物維生 。為了應對資源的流動性和不確定性，在這種時間和風險壓力很大的環境里 ， 人們必須提高工具和武器的效率來避免狩獵失敗可能造成的災難性后果 。這種時間和風險壓力是促進武器和技術裝備精致化的重要原因，這也很好地解釋了細石葉技術為何不見于華南地區 。由于南方地區氣候環境溫濕，食物種類多 ， 植物性食物也很豐富，所以生存壓力相較高緯度地區要小，某種食物的短缺可以由其他食物來彌補 。而植物性食物也不會移動 ， 采集利用上也沒有時間壓力，用簡單的權宜性工具也能奏效 。于是，人們沒有必須提高工具和武器效率的壓力和要求 ， 所以在整個更新世階段，華南地區的石器工業都是以簡單打制的礫石和石片工具為特點 。本書也引入了“能動性”概念來克服環境決定論的缺陷，認為這種技術的采納、傳承和廣布也和群體的共同認知有關 。
【華北細石葉工藝的文化適應研究】由于時間和條件限制，本書主要采用了華北幾個重要細石器工業的材料如柴寺、下川、薛關、虎頭梁和柿子灘 。除了作者參加過柿子灘的發掘外，其他地點都是利用二手資料或先前發掘標本的觀察 。作者在觀察和分析這些地點的細石核形制和技術特征后，發現細石核的預制和規范性有日趨成熟和規整的趨勢，其中以虎頭梁細石核的標準化程度最高，這也是細石葉生產專門化程度的體現 ， 說明當時很可能已經有專職工匠的存在 。作者還用微痕分析觀察細石葉的使用，發現不同地點出土的具有使用痕跡的細石葉比例各有不同 。如果不是觀察標本的局限和偏頗，這也許說明早期細石葉直接使用的比例較高，而后來細石葉用于鑲嵌的比例較高，因此在遺址里留下的可能都是無用的廢棄產品 。
最后 ， 作者結合生態環境、石工業特點、群體規模、遺址分布和認知水平，探索了更新世末細石葉工業人群的流動性、石料采辦和資源開拓 ， 并利用系統論建模來重建細石葉工業的文化適應系統 。這種多變量分析的系統論方法，適合解析人類生存系統與其亞系統或生存要素之間的動態關系，為解釋華北地區細石葉工藝的多樣性與區域性，以及細石葉在更新世末和全新世初東亞和北美的廣泛分布提供了一個比較全面和合理的解釋 。
自1960年代起，美國過程考古學提出了研究文化過程的口號 ， 這就是要了解文化變遷的動力因素，對文化變遷的過程作出理論的解釋 。過程考古學強調文化生態學，重視人地關系，并開創了許多新方法來解讀器物中的人類行為 。由于美國考古學與人類學的緊密關系，使得過程考古學對人類文化的適應性特別重視 。大量的民族學觀察也能夠被用來作規律性的總結，為靜態物質現象背后的人類行為解讀提供有用的借鑒 。
本書是利用過程考古學的范例對舊石器時代晚期我國華北細石葉工業的一次嘗試性分析和解釋，除了借鑒了許多過程考古學的概念之外，還利用了一些新的類型分析和微痕觀察手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 ， 作為初步嘗試還是有些不足之處 。首先是材料的不完備，由于觀察和分析的是二手資料，像柴寺、下川、虎頭梁和薛關都是1970年代發掘的遺址，所以這些標本都缺乏詳細的相關背景（context） 。有些數理分析和對比可能并非文化差異，而是觀察標本藏品的差異 。無法作為史前人類使用這些工具數量差異的證據 。其次 ， 在1970年代，環境考古學尚未在中國展開 ， 動植物和其他環境資料的不足，也無法詳細深入當時各遺址的生態環境細節 ， 重建細石葉在這些地點使用時的局部古環境，因此影響到對細石葉技術在人地關系互動中所起的作用 。再有 ， 細石葉的微痕研究仍然薄弱 。雖然本論文在細石葉功能的微痕分析是國內首創，但是要了解細石葉的確切用途可能需要做相當數量的微痕統計分析，而非僅憑少數標本進行觀察就能作出判斷的 。正如本書所觀察到的，在柿子灘遺址里采集的細石葉都沒有使用痕跡 。有可能使用的細石葉已經制成復合工具而被帶走 ， 沒有留在加工地點 。因此，今后如要進行全面的人類行為適應研究，器物、廢片、生態物如孢粉、植硅石和動植物標本都需要全面采集 。并注意尋找遺址中人類的居住面，留意文化遺存和生態物在居住面上的分布 。雖然這十分不易，但是一旦發現這種現象就非常有價值 。這些遺存分布可以了解該地點人類活動的性質、石制品生產的特點、制作工具的過程、當時人類活動的環境和利用的資源，甚至約略估計遺址利用的人群規模和時間長短 。
正是因為利用以前的二手資料無法全面獲取了解人類行為和適應必要的信息和證據，因此本書所作的闡釋還是帶有一定的假設作用，而非像過程考古學的實證研究那樣，能為科學解釋和研究結論提供有質量保證的證據 。所以，要解讀考古材料，一定在發掘之前就要有問題指導 。只有在問題指導下，我們才知道一個遺址的發掘應該從哪里開始、需要尋找哪些證據、留意哪些現象、收集何種材料 。在這個意義上，本書的研究希望能為以后的綜合研究和考古發掘提供一個案例或范式，努力將舊石器考古學從類型學和工藝技術的研究轉向人類行為和適應方式的解讀，從而達到透物見人的境界 。
  
（《華北細石葉工藝的文化適應研究》陳虹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出版，定價:48元）

中國文物信息網 陳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