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中國哲學史的領域內做經學研究論文

2022年12月22日,上海師范大學哲學系蔡志棟撰寫了《論如何在中國哲學史的領域內做經學研究?》的學術隨筆 , 隨即發給余治平教授請教 。12月23日,余教授即撰寫了《答復蔡志棟教授》一文 。本來屬于私人之間的交流,但或許還能引起學界關于經學該如何研究的問題的深入討論 。
論如何在中國哲學史的領域內做經學研究?
目前中國哲學史研究的領域內產生了大量的經學研究的成果 。那么,如何研究自然成為了一個問題 。在這方面,要考慮兩個進路 。一個進路是實踐的,也就是說 , 寫作大量的經學研究的成果 , 以實際的存在和成績展示研究的可能 。一個進路是思辨的 , 也就是說 , 對經學研究做出規劃,甚至有的時候是糾偏和反思 。我的興趣不在于經學研究,但看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之后,不禁為如何做哲學化的經學研究做了點思考 。
首先遇到的一個問題是哲學化的經學研究的必要性 。
經學研究至少可以在三個領域存在:古典文獻專業、歷史系、哲學系 。無疑 , 在這三個領域,經學研究的做法是不一樣的 。如果是一樣的 , 一方面說明經學研究本身的家法嚴酷,另一方面 , 也表明哲學系的朋友沒有真正從哲學的角度研究經學 。因此,哲學化的研究經學的必要性這個問題其實可以轉化為如何展開研究的問題 。
較常見的一種是缺少足夠的自覺和反思 。直接拿所謂的經學的家法來操作 。這種研究往往從夷夏之辨、災異思想、君臣觀、父子觀、夫婦觀、兄弟觀等角度展開論述 。這其實還是在傳統經學的框架內表述問題 。甚至不妨說是把古人的話用現代漢語再說一遍 。
這種做法,借用我中國哲學研究的四種身份意識的話語來說,也就是把經學當作思想資源中的學派立場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辨別,就會發現,實際上還是把經學當作了研究對象,但是,研究者本人的立場是什么呢?一定程度上是模糊的 。他們表面上是在以經解經,實際上,前面一個經字代表的究竟是什么,是模糊的 。很可能只是自己積累不多的某些雜亂的知識 。他們尚未真正做到把經學當作思想資源 。
這期間也產生可以了一些把經學當作思想資源的作品 。意思是,未必把經學當作研究對象,就其表述而言,甚至是在談論其他的事情,不過,作者的立場是清晰的,那就是經學 。比如余治平教授的大作《春秋公羊夷夏論》,從經學的立場出發對現實中發生的事件進行評論 。這顯然已經是高段位的思想操作了 。也是很好的經學研究 。所謂經學研究不僅僅指的是研究經學,更加重要的是,立足于經學展開研究,真正把經學當作思想資源 , 乃至學派立場 。
直接達到這個程度是很困難的 。在現在的哲學系,學生還要接受中國哲學、西方哲學等的教育 , 因此他們其實已經進入了話語叢林 。在這個背景下,他們不大可能一下子達到把經學當作學派立場的高度 。他們即便喜歡經學,也是把經學當作研究對象來使用 。此時就會發生我所說的四種哲學身份意識中的第一種身份意識即把哲學當作研究對象的情況 。也就是說,會存在“以馬解經”“以西解經”“以中解經”等情況 。那么,在這些情況下,經學如何發揮哲學性的作用?我的意思是,如果研究者不采納經學的材料,是否能夠足夠充分的說明他所要說明的道理?經學究竟只是例證,還是能夠推進我們對哲學問題的討論?
此處我以經權之辨為例進行討論 。經指的是原則性 , 權指的是權變、變通性 。處理這個問題,可以采取實驗哲學的方式展開 , 比如假設一個場景,火車究竟是按照原則往左邊開,但會撞死五個人,還是變通一下,往右邊開 , 不會撞死任何人?在中國古代哲學文本中,孟子所說的“嫂溺援之以手”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孟子采取的權變的立場 。問題在于,如果這些一般的例子或者哲學史上耳熟能詳的例子已經能夠說明經權之辨 , 那么,是否還有必要引入經學的大量材料對此做出論述?這些論述是知識性的 , 還是具有哲學價值的?換而言之 , 經學文獻中的大量的例子,是否可以有助于經權之辨這個哲學問題的解答?是否可以幫助我們分析出更多的維度?如果答案是比較悲觀的,那么 , 經學研究在這個問題上很難在哲學的層面作出貢獻 。
從另一個角度看,目前的經學研究的很多話語、套路是否具有足夠的獨立性?也就是說,它們能否使用其他的話語來加以表述,其含義可能更加清晰?這或許也是對經學研究作出了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要求 。比如 , 經學中的災異說,或許可以在天道觀的范疇下進行討論 。而夷夏之辨、君臣觀可以放在政治哲學的范疇予以研究 。父子觀、夫婦觀、兄弟觀盡管也有政治哲學的含義,但似乎主要還是倫理學領域的事件 。這就把經學的話語轉化成了現代哲學的話語 。從某種角度看 , 是違背了經學的家法 , 從另一個角度看,未必不是在現代的條件下激發經學本身的思想能量的一種做法 。
【如何在中國哲學史的領域內做經學研究論文】以上討論自然也涉及關于哲學的元理論的看法 。如果直接認定現代的哲學是非法的,只有古典的經學才是一切學問、乃是世道人心的根據,那討論便沒法展開 。如果認為只有嚴格秉承家法操作的經學才是哲學的正道 , 那討論也沒法展開 。這便不是一個學術的問題,而是信仰了 。然而,如果我們正視目前哲學系的建制,那就要承認哲學已經有自己的一套說法,此時,經學除去以堅持證明自身之外,或許也不應該拒絕對話 。在哲學系那就需要以哲學的方式切入哲學問題、哲學論證以及哲學表達 。
上海師范大學哲學系 蔡志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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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復蔡志棟教授
謝謝志棟兄弟的討論、交流,很開心!
一、跟您兄弟一樣,俺從本科、碩士、博士、博士后,一路下來都是哲學 。博士論文、博士后出站報告都走的哲學進路 , 對哲學的興趣和追求一度都相當熱烈,支撐著36歲之前的我 。20年前 , 恰恰是我在北京做博后期間,經歷了“中國哲學合法性大討論” , 許多中哲學者參與其事 , 熱烈而緊張,淋漓盡致,充分交換意見 , 則使我陷入迷茫、困惑:還要不要繼續使用哲學的大刀來砍伐傳統國學大森林里的每一棵樹木,如何才能夠接榫并捍衛中國已經存在兩千年之久的學問脈絡,保持中國傳統學問的原生態性?哲學的抽象,最終能夠給我帶來些什么呢?
二、結果是放棄已經嫻熟掌握的哲學方法和路子,一門心思回歸經學 。因為經學可以給予我個人以價值寄托和文化、文明的歸屬感 , 中國人讀中國老祖宗的文字沒有任何隔閡,而這恰恰又是來源于西方的哲學無論如何都不能做到的 。我以為,哲學重思辨,講究形上能力的提升,是它的最基本取向,也是它的優點和長處 。然而,思辨到最后 , 形上到最后,又剩下個什么呢?尼采、克爾凱郭爾之類,最后都精神分裂了 。叔本華 , 最后則遁入佛家、印度教 ??档掠袀€“至善”的預設,所以還有點讀頭,還能夠給人點希望 。黑格爾“絕對精神”,演繹到最后,也只是自我意識概念運動的思維游戲而已,跟讀者個人的存在和命運毛線關系都沒有 。但經學則不然,從你讀它的第一天、第一頁、第一句話開始,它就能夠為你提供精神給養,多少則取決于你個人的體會和領悟 。儒家的典籍,最后都有一個收口,讓人心能夠安頓下來,而不是陷入沒有內容的純思和無聊的概念狡辯 。所以,近二十年來,俺一直在回歸傳統中國學問的理路中摸索前行,有一種文化使命感在驅使和敦促 , 文章、著作也都自覺偏離了哲學的軌道 。郭美華教授曾經還抱怨俺“不哲學”了,但俺也勸他早點回歸經學,早點找到自己靈魂的安頓處 。
三、2022年夏,我把我自己做經學的路子概括為:做“有哲學的經學”(der die Philosophie absorbierende Konfuzianische Klassiker) 。其德文的含義,就是吸納了哲學的儒家經學 。俺主持的讀經、解經活動,在明乎典章制度、禮器名物的基礎上,也強調充分發揮自己的形上能力,不能滿足于對經傳字、詞、句的訓詁解釋,而要在微言揭橥、道義分析、觀念闡釋上有所創新,別開生面,進一步凸顯《春秋》經傳注疏的思想高度和哲學價值 。這是作為現代學人治《春秋》的一種積極嘗試 。這幾年 , 我帶博士生們“讀公羊”,他們寫出的經學講稿和經學論文,效果蠻好 , 我個人還是比較滿意的 。這一期的《中國儒學》(18輯)就設有這樣的主題:做“有哲學的經學”:董仲舒研究的新進展 。由我出面組稿了六篇學術論文,嘗試開辟一條治經新路徑,這是一種直面經學內部問題本身 , 敢于融入當下詮釋者立場、觀念,能夠注入時代鮮活內容的經學研究 , 而不同于純粹的經學史研究 。
四、儒家經學,經過兩千年的發展、演繹,已經形成一套獨特的話語系統,甚至是一個文明總體,因為它收羅、包納了中國古人日用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還發揮著指導、引領、規范的積極作用 。所以,我們便不能把經學單單當作一種學問系統或“思想資源” 。僅《春秋》一經 , 就被董仲舒稱為“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太史公自序》則曰:“王道之大者,萬物之散聚,禮義之大宗” 。經學,它獨立而自足,經傳注疏、訓詁、義理自成體系,代代相傳,薪火不絕 。如果沒有哲學學科的引入 , 它自身也不是不能延續下去的 。相反,自從哲學大規模、大范圍東來之后 , 經學卻慘遭解構,許多哲學出身的學者拿起概念、觀念的斧頭朝著經文肆意就砍 , 罔顧歷代訓詁注疏的成就,罔顧每一個經學話題和問題的形成都有原初生態系統,不管三七二十一,望字生義,切割宰制,隨心所欲,自說自話,扯得沒邊、沒形、沒影,實在看不下去,不堪卒讀!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算是“第一個吃螃蟹的”,出版以后被當時一眾學者痛罵不已,嚇得他到死都閉口不談“哲學”二字 。馮友蘭的三本《哲學史》著作,對經學話語系統的瓦解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負面作用,教訓值得我們反思 。牟宗三本人其實是具有很深厚的經學學養基礎的,這一點經常被他的弟子們和研究者們所忽略,但他的學術興趣、最終所呈現出來的學術創新卻完全在哲學,而不在經學 。上世紀九十年代,牟宗三哲學在中國大陸的風行,大有可能把儒學研究徹底帶入哲學思辨的泥坑 。幸虧后來不斷有大陸學者加以反省和覺醒 , 覺得不能跟他再玩下去了,進而開辟出儒學研究的更多面向,諸如禮學、經學、宗廟、祠堂、家譜、祭祀、喪禮,以及政治儒學、儒家社會學、儒家法學、儒家歷史學、儒家宗教學、儒學文化學、儒學人類學等學科形式,林林總總 , 不一而足 。我堅信,未來中國的儒學研究還是要回歸到本土已有的文化脈絡中進行的,外來的哲學會被我們吸收和消化,而充當工具、介質而已,可以利用卻不可以放任 , 而不可能成為我們本土國民的人生目的和價值歸宿 。
五、經學的問題域非常寬廣,其中所蘊涵的問題非常龐復,可謂精深淵博 。只要你讀進去 , 就可以發現,里面有許多理論問題、甚至最基本的概念問題,今天的我們都還沒有搞懂一點點,而并不如同許多不讀經的人所憑空想象的那樣:經學早已是扔進歷史垃圾堆里的存在 。我們讀《春秋》時,對其中的許多禮法度制 , 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甚至連對其字面的解釋都很牽強,就是因為不知其所以然 , 對于為什么要作出這樣的安排、內在機理如何則一概不得其解 。別以為,我們早就超越了古人,其實三代文明永遠是中國歷史的頂級瑰寶 。作為中華文化源頭寶藏的“六藝”道術,其許多內容 , 今天的我們還沒有真正讀通、讀懂過呢 , 得其皮毛還未及,以至于我們也無法理解它卻曾經支配和引導著無數代老祖宗的真實生活 。一百年前的所謂“新文化運動”顯得心太急,倒垃圾也倒得實在太多、太快了 , 把老祖宗留下的珠寶都一起給扔了 。世界上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發生過這么白癡的文化自宮行為 。
六、哲學學科在中國形成,也就一百來年的時間,這在悠悠歷史長河里是很短暫的 。哲學很可能成為中國文明的一個過客,來過,坐下過,我們也為之欣喜過、著迷過 , 會留下痕跡 , 但最終則會被我們本土經學所覆蓋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太史公自序》) , 哲學敘事讓位于歷史敘事早已是中國文化的大傳統,故《老子》之術難成文化主流,鄧析、宋钘、公孫龍、惠施之言也不暢行 , 法相唯識宗在東土壓根就沒成過氣候 。我們學者做學問,做到最后,都得面臨著一個能否以及如何被納入中國本土的文明道統和傳承譜系的問題 。你搞哲學,著書立說一輩子,汗牛充棟,但終了可能還是希求被自己國族固有的學術系統所承認 。能不能進入后世祭拜的廟堂,有沒有資格與列祖列宗安寔在一起,會成為許多學者晚年縈繞腦際的一個大問題 。經、史、子、集的知識譜系中 , 你究竟屬于哪一塊,你將處于什么樣的檔次,盡管你自己可能完全不在乎,但后人卻會對你作出一個恰當的定位和排序 。這是一種文化宿命,不服不行 。
當否 , 請志棟兄弟多批評指正!謝謝!
上海交通大學 余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