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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周興：我與書，以及漢譯名著｜判斷一家書店品位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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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周興：我與書，以及漢譯名著｜判斷一家書店品位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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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書 ， 以及漢譯名著
【|孫周興：我與書，以及漢譯名著｜判斷一家書店品位的標準】·孫周興·
在媒體轉換的時代里 ， 人與書的關系也大大變化了 。 想來也快 。 想當年 ， 在20世紀的80年代 ， 書對于我們生活的重要性恐怕是今天的學子難以理解的 ， 而我們對于書的態度 ， 完全可以用“珍視”一詞來加以形容 。 書是我們的寶貝 ， 是我們追求和尋索的 ， 是我們用來下功夫的 。 而相比之下 ， 今天書是多了 ， 愛書的人卻少了 。
80年代初我在浙江大學上學 ， 雖然不是學文科的（那時候的浙大是所謂“工科院校” ， 根本沒有文科專業） ， 但對于文學、哲學之類大有興趣 ， 故經常買文科的書 。 當時書出得少 ， 買書也不容易 ， 或有好書 ， 是要搶購的 。 記得浙大的書店就在校園內 ， 在司令臺（學校大操場）后面的一排平房里 ， 每逢新書到來 ， 必排起長隊 ， 場面煞是可觀 。 我去的次數多了 ， 認識了一位叫“白阿姨”的售貨員 。 每有書來 ， 這位好心的老太太都會給我留著一本——也算是“走后門”一種了 。 轉眼快30年過去了 ， 許多人都淡了 ， 許多事都忘了 ， 卻因為書的緣故 ， 我竟至今還記得這位“白阿姨”！
商務印書館的漢譯名著系列 ， 我想也是在那時 ， 在浙大的書店里發現并且熟識的 。
后來去山東教書 ， 沒教好 ， 只好又回浙大念書 ， 然后去南京念書 ， 然后又回到杭州 ， 終于念完了書 ， 又教書 ， 一晃就到了21世紀 ， 才離開杭州來滬上工作 。 但無論到哪里 ， 即便是在出差或者旅游中 ， 書店總是要去的 ， 去了書店 ， 總是先去看看商務印書館的“漢譯名著”系列 ， 特別是桔色的哲學名著 。 這個系列的版式和裝幀從來沒改變過 ， 然而當時的出版速度夠嗆 ， 經常好些年沒有增加新鮮的 ， 去年去看是這些 ， 今年去看仍舊是這些面孔 ， 年年如此 ， 心里難免郁悶 。 但每每到了書店 ， 都不免先去那里報到——這就是習慣吧？
到后來 ， 由這種習慣漸漸演變出一種“偏見”：有沒有商務印書館的漢譯名著叢書 ， 有多少 ， 是不是完全 ， 在我竟成了判斷一家書店品位的一個標準 。 記得有一次在西安出差 ， 空下來時去逛了城里最大的一家書店 ， 或叫書城 ， 進去以后照例先去商務專柜 ， 一看 ， 桔色的 ， 齊刷刷放滿了好幾架子 ， 而且是需要梯子爬上去的那種高大書架 ， 蔚為壯觀 。 我當時就尋思：西安 ， 畢竟古城嘛 ， 真有文化的！
這些年居上海 ， 剛開始聽人說上海書城 ， 或專程或順便時也去了幾次 ， 但漸漸覺得不對勁 ， 就懶得去了 ， 大約也是上面講的“偏見”在作怪了 。 好在上海書城的斜對面還有一家商務印書館的專賣店 ， 極可憐的小門面 ， 內容是好的 ， 形象寒磣了些 ， 仿佛是在告訴人們：學術在上海 ， 被鬧猛的商業擠壓得不行了 。
上個世紀90年代的后期 ， 我自己居然也在商務印書館出書了 ， 而且一發不可收 ， 現在差不多成了商務的“簽約譯者”——我曾對商務的同仁說笑：我是給你們打工的 ， 是你們的長工 。 從1997年的《在通向語言的途中》開始 ， 至本文寫作時（2009年）已經出了七八種 ， 加上待印的 ， 已然有了十多種；到現在（2022年初） ， 為了修訂本文 ， 我大致對我在商務出版的書做了一個估算 ， 著、譯、編加在一起 ， 恐怕已經接近一百種 。 我主編的《尼采著作全集》《海德格爾文集》《未來藝術叢書》《未來哲學叢書》《歐洲文化叢書》等幾個系列 ， 都還在推進中 。 我譯的書已經有十種收入了漢譯名著系列 ， 分別是海德格爾的《林中路》《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尼采》《演講與論文集》《路標》《面向思的事情》（合譯）《哲學論稿》和尼采的《悲劇的誕生》《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權力意志》等 ， 另有海德格爾的二種《什么叫思想？》《同一與差異》也已經列入出版計劃 。 這些個情況 ， 當年作為地質專業學生在浙大書店里排隊買書的我 ， 是絕對想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