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也有同感 , 通過對護城河和金水橋的發掘發現 , 護城河壩閘的分布和做法 , 金水橋的券筑結構 , 河道的海墁工藝等等都為探尋故宮內同類水系遺跡的內在結構起到參考作用 。
除了具體的營造方法 , 從目前的考古聯合調查結果 , 再結合文獻記載 , 專家團隊還發現 , 明中都的玄武、東華、西華三門外有甬路跨過護城河 , 河水在東、西華門外通過甬路下涵洞流通 , 與北京紫禁城是幾乎一樣的 。 甚至是內金水河的走向也與紫禁城如出一轍 , 都是由宮城西北隅水經涵洞入城 , 在宮城西墻以東南北向直下至西華門橋 , 然后折向東過武英殿橋、奉天門橋 , 再向東過文華殿橋、東華門橋 , 再折向南由宮城東南隅出水涵洞而入南護城河 。
對于一線發掘來說
勘探儀器和工具設備也并不一定派得上用場
明中都遺址是晚段遺址 , 看起來有文獻記載 , 但文獻資料也不一定都可靠 , 實際情況甚至會顛覆認知 。 “石礎、磉礅……每一個建筑部位都有固定做法 , 如果不懂這些固定做法 , 完全不知道該如何在土中進一步作業 。 因為認知的不同 , 連地層線都可能一個人一個畫法 。 ”王志說 , 正因如此 , 一線考古隊長才應該在都城史、建筑史方面有更多知識積累 。 而對于明中都遺址來說 , 勘探儀器設備的使用也受到很大限制 , 它們對于墓葬、窯址等較為單純的遺跡或許有效 , 但對處于歷史晚段時期的建筑遺址 , 因為地下遍布磚石 , 勘探非常困難 。
王志解釋道 , 地下遺跡的結構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挖出來的 。 “不仔細分辨的話 , 它看起來就像是一整塊夯土 , 需要解剖才發現它實際是有很多層、分很多塊 , 還有建造的先后次序 , 按照社科院考古所董新林老師的說法 , 我們做的就是在‘土中找土’ 。 ”
對于田野考古 , “我們考古人有幾種說法 , 一種叫‘挖出什么 , 就是什么’ , 不要對任何東西做預設 , 強調客觀性;還有一種叫‘想到什么 , 才能挖出什么’ , 強調要提前有所判斷 。 兩者都有道理 , 但田野經驗讓我們更傾向于后者 , 在沒有知識儲備、沒有預定目標的情況下發掘 , 可能就挖不出遺跡的完整信息來 , 甚至挖出來了也不認識 。 ”王志說 。
工作展開并不容易 , 技術困境和現實困難都有 。 王志回憶 , 自己最開始單槍匹馬到鳳陽縣著手明中都遺址考古工作的時候 , 條件很差 , 他和團隊就在工地附近租房子住 。 一直到2019年 , 在鳳陽縣的支持下 , 建設了明中都考古工作站 , 才算穩定了下來 。
占壓在遺址上的民房拆遷工作直到2017年才結束 , 拆遷完成后考古工作人員才得以比較自由地進行大面積發掘 。 由于項目開展初期 , 還遺留了一些征地問題 , 王志感受到了一些阻力 , 開展工作需要反復協調 , 不斷通過找鄉鎮和村干部解決糾紛 。 最難的一段時間 , 幾個月都無法繼續推進發掘 。
“考古不再寂寞了”
榮譽是站在先輩們的肩膀上得來的
重量級遺址的考古發掘 , 常常需要幾代人的堅守和努力 。 這次成功入選“2021年十大考古發現” , 王志坦言自己其實并不完全意外 , 一是他很清楚這座都城和其建筑的重要價值;二是他認為經過幾輩人的工作 , 特別是王劍英先生的扎實研究 , 明中都已經得到了學界專家們的認可 。 所以他時常謹記明中都遺址的發現者、首位系統研究者王劍英老先生的遺愿 。 “榮譽是站在先輩們的肩膀上得來的” , 他對自己的工作、對自己所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投入及與故宮同仁的合作有底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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