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語學者沃爾夫岡·維恩(Wolfgang Wann)將孩子失蹤的原因劃分了二十五種之多 (《花衣》22-24頁) 。 正如文后所收錄的石牟禮道子的解說 , 如此復雜的傳說流變 , 在外行看來完全束手無策 , 而阿部謹也列出了以下目標 (248頁):
第一 , 當時的哈默爾恩市 , 在孩子們失蹤的1284年 6 月左右處于什么樣的狀態、面臨什么樣的問題 。 1430-1450年左右 , 這些方面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
第二 , 作為主角的 130 個孩子 。 探索中世紀城市中兒童的生活 , 從史料上看近乎不可能 。 因此 , 作者研究找尋孩子的父母 , 作為當時哈默爾恩市民階層的問題 。
第三 , 另一位主角“吹笛人” 。
在對各種假說分析完之后 , 阿部謹也探討了中世紀底層人的生活 , 即“經濟上不能獨立 , 在城市內部最貧困的階層” (《花衣》96頁) , 如“匠人(Geselle)、學徒(Lehrling)、奴仆、雇傭工人、日結工人、婦女、貧民、乞丐、賤民等” (97頁) 。 而在底層民眾之中 , 品嘗到生活“最深痛苦的人” (108頁)是寡婦與孩子們 。 由于生活所迫 , 底層婦女無法養育被視為未來希望的孩子 。 阿部謹也援引了1532年德意志最早的刑法典《加洛林納刑法典》 (111頁;原文誤譯為“加洛林” , 當為“加洛林納[Carolina]”) , 如墮胎或殺害孩子會被處以極刑 。 如此嚴酷的律法讓人推斷 , 殺害孩子的案例不在少數 。 “中世紀的孩子在毫無保護的狀態下被扔到嚴酷的社會、自然環境中 , 在無法忍受重壓時經常做出現代人難以理解的行為 。 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兒童十字軍’ 。 ” (118-119頁)從十一世紀末開始 , 歐洲便發起了持續兩百年多達九次的十字軍東征 , 由基督教士兵組成的軍隊希望從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突厥人等手中收復地中海沿岸原屬于基督教信仰的地區 , 奪回圣城耶路撒冷并保護基督教朝圣者 。 這自然也影響到了兒童 。 當時艱苦的生活條件以及宗教信仰使得兒童盲目地結伴外出“冒險” 。 在阿部謹也看來 , 父母難以養育孩子的痛苦隨著時間的流逝流傳了下去 , 一代代人銘記著生活所帶來的悲痛 。 “后代的人在各自時代的社會、思想狀態中接受這一傳說 , 根據內心的要求而改寫這個傳說 。 ” (140頁)而由于流浪樂師的身份在近代早期以前被人們所排斥即歧視 , 加上學者們也用這種眼光看待他們 , 吹笛人便慢慢被引入了故事之中 。(164頁)
“追尋傳說變化的方法只要一個 。 即注釋諸種討論、爭議背后翻涌的各種人的動向 , 并評價在此之中的傳說變化 。 ” (178頁)阿部謹也從近代早期的各種人物日記、碑文及教理問答等材料中將饑荒、瘟疫與吹笛人等元素聯系到了一起 , 在1565年左右成書的《席莫伯爵編年史》中 , 捕鼠人首次出現在了“哈默爾恩的130個孩子失蹤傳說”之中 (191頁) 。 同時在歐洲各地 , 如巴黎、波羅的海小島、奧地利的科爾新堡等地也出現了“捕鼠人” (196頁) 。 正如德國學者斯潘努斯(Spanuth)所指出 , “吹笛人”是將“捕鼠人傳說”與“130個孩子失蹤傳說”融合在一起的關鍵點 。 “吹笛人”與“捕鼠人”在“當時的身份制秩序中二者完全沒有區別” (205頁) 。 阿部謹也不僅僅跟隨著當時最新的研究轉述給讀者 , 并加上自己的分析 , 來討論傳說的變容 , 還展現了自己作為歷史研究者的人文關懷:
在社會底層呻吟掙扎的民眾的痛苦 , 如果用語言原原本本地表達出來就過于逼真 , 在出現的那一刻便被民眾認為是虛構的故事 。 正因為處于痛苦的深淵 , 所以民眾在無意識之中過濾苦難 , 以超然的形式將其濃縮在一則傳說中 。 (2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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