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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萬物之形 書大道之至( 二 )

書法繪畫漢字毛筆文獻古筆


在漢代毛筆實物不斷發現的同時 ， 戰國及秦代的毛筆也陸續出土 ， 而且出土實物貫穿了戰國早中晚三期 。 屬于戰國早期的是河南信陽長臺關楚墓筆 ， 是迄今發現的最古老的一件毛筆實物；中期的則是湖南長沙左家公山楚墓筆；晚期的有湖北荊門包山楚墓筆、江陵九店楚墓筆和甘肅放馬灘秦墓筆 。 屬于秦代的有三支：兩支發現于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中 ， 其中一支毛已朽；還有一支發現于湖北荊州周家臺秦墓中 ， 僅存筆桿 。 相較于漢筆 ， 戰國毛筆在形制及制作工藝上顯然要“原始”一些 。 但它們的發現 ， 為文獻中“秦之前已有筆”的觀點提供了堅碻的實物佐證 。
筆者寫《古筆》一書主要著力于溯源 ， 故較少涉及唐代以后的毛筆 。 如果說唐以前的毛筆是“源” ， 以后的是“流” ， 那么漢以后及唐代的毛筆就是綰結源流的中間環節 。 漢以后至唐以前的毛筆 ， 亦略有出土 。 東晉時期的有甘肅武威旱灘坡前涼墓筆、新疆阿斯塔那墓畫筆 ， 以及江蘇江寧磚室墓出土的束帛筆頭；唐代的有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木桿筆和葦桿筆 。 雖然這段時間內出土的毛筆實物不是很多 ， 但制作特征與前后的差異卻十分明顯 ， 有的筆毛中間纏繞著絲帛、有的筆桿前粗后細 ， 最明顯的是筆毛和筆桿的直徑加粗 。 這些特征可以視為中國毛筆制作技藝上的丕變與革新 ， 同時具有承上啟下的歷史意義 。
研究古代毛筆不外文獻和實物兩個途徑 ， 它們彼此生發互釋 ， 讓我們對毛筆歷史的了解更為深入 。 通過考古實物的不斷發現 ， 嘗試構建早期毛筆較為清晰的歷史發展脈絡 ， 目前已接近可能 。 筆者在《古筆》中卷特辟“圖說” ， 正表達了這一意圖 。
筆誕書法
盡管中國古代不乏“鉛筆”“竹筆”“木筆”之類的制作 ， 但在東亞地區悠久的書寫傳統中 ， 毛筆扮演了最為重要的角色 ， 并且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完善的技術制作體系 。 在通常情況下 ， 毛筆要與其他的紙、墨、硯配合起來使用 ， 構成所謂的“文房四寶” 。 托名王羲之的《題衛夫人筆陣圖》中說：“夫紙者陣也 ， 筆者刀矟（槊）也 ， 墨者鍪甲也 ， 水硯者城池也 。 ”但在實際的書寫實踐中 ， 毛筆的作用是首要的 。 先秦時期 ， 書寫尚處于“簡帛時代” ， 人們就已清楚地認識到筆是主要的書寫工具 。 前引《禮記·曲禮上》所說的“史載筆 ， 士載言” ， 唐人孔穎達就解釋說：“不言簡牘而云筆者 ， 筆是書之主 ， 則余載可知 。 ”
燦爛輝煌的中國書法藝術 ， 無疑是毛筆的創造 ， 以至有“書之佳不佳 ， 筆居其半”的說法（楊賓《大瓢偶筆》） 。 筆的形制 ， 尤其能影響書法藝術的發展 。
戰國竹簡一般都在0.5厘米左右 ， 那么書寫這種載體的毛筆就相應要尖細一些 ， 從實物上看也確實如此 。 秦漢的竹簡開始變寬 ， 普遍在1.0至2.0厘米左右 ， 漢代的毛筆 ， 除了個別特殊的制作 ， 確實要比戰國筆要粗些 。 魏晉時期 ， 由于紙張開始普及 ， “大筆”也隨之普及 。 如甘肅武威旱灘坡出土前涼（相當于東晉）文物里的松木桿筆 ， 鋒長4.9厘米 ， 上端桿徑2厘米 。 再如江蘇省江寧縣下坊村東晉磚室墓出土的“束帛筆頭” ， 鋒長約3.8厘米 ， 徑1.4厘米 。 此類“大管豐毛”的毛筆圖像 ， 在唐宋繪畫中也經常能見到 ， 與戰國秦漢普遍細長的筆桿形成鮮明的對比 。
毛筆的粗細變化直接影響到了書法創作形式和風格的變化 ， 促進了書法藝術性的發展 。 這也是今后書法研究中可深入持續探討下去的一個議題 。
筆有其意
“重道輕器”是中國傳統思想觀念中的一個鮮明特色 ， “形而上者謂之道 ， 形而下者謂之器” ， 已然將“道”與“器”分出了高下 。 三國“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就說“凡學者大義為先 ， 物名為后 ， 大義舉而物名從之”（《中論·治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