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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化】“西道孔子”揚雄及其著作‖李冬梅( 三 )

揚雄著作李冬梅太玄易經方言


|【歷史文化】“西道孔子”揚雄及其著作‖李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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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言》
《法言》是揚雄繼《太玄》后又一傳世名作 ， 為語錄體散文著作 ， 仿《論語》而撰成 。 其自序曰：“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 ， 大氐詆訾圣人 ， 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 ， 雖小辯 ， 終破大道而惑眾 ， 使溺于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 。 及太史公記六國 ， 歷楚漢 ， 訖麟止 ， 不與圣人同 ， 頗謬于經 。 故人時有問雄者 ， 常用法應之 ， 撰以為十三卷 ， 象《論語》 ， 號曰《法言》 。 ”（《漢書·揚雄傳》載《法言自序》）可知揚雄撰《法言》主要是對諸子和太史公等“不與圣人同”的錯誤認識加以批判和糾正 。 他“竊自比于孟子”（《法言·吾子》） ， 要廓清儒學傳播、發展道路中的障礙 ， 從而復見儒家經典的真正內涵 ， 闡明孔學圣道的基本精神 。 他尊崇《五經》 ， 認為圣人及《五經》是評判是非得失的根本標準和唯一標準 ， 尤其在衰亂時期 ， 更是社會生死存亡的重要保證 。 提出只有努力摒除利祿之欲 ， 涵養道德之心 ， 才能真正達到孔圣的道德境界 。 他點評西漢著名儒學大師 ， 包括叔孫通、轅固生、申培、董仲舒等 ， 認為叔孫通作君臣之儀 ， 是得 ， 但其禮不合圣人之道 ， 是失；對轅固生、申培則除稱其“守儒”外 ， 其余都加以批判和否定；而董仲舒空有愿望卻不能實現 ， 公孫弘位居顯要卻只知“利在安身”（《淵騫》李軌注） ， 都未能近圣人之道 。 此外 ， 對董仲舒等的今文經學走向災異讖緯學說及時人贊譽的致雨之術 ， 也都予以毫不留情地諷刺和批判 ， 指出“君子之言 ， 幽必有驗乎明 ， 遠必有驗乎近 ， 大必有驗乎小 ， 微必有驗乎著 。 無驗而言之謂妄 。 君子妄乎？不妄”（《問神》） 。 這在讖緯學說流行的西漢后期 ， 無疑是石破天驚之語 ， 徐復觀對此評價道：“從成帝時起 ， 開始有人對由術數所講的天人性命之學發生懷疑 ， 漸漸要回到五經的本來面目 ， 以下開東漢注重五經文字本身了解的訓詁學 ， 并出現了以桓譚為先河的一批理智清明的思想家 ， 此在西漢末期 ， 雖未成為學術風氣的主流 ， 但實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 。 揚雄末年的《法言》 ， 擔當了開辟此階段的責任 。 ”
對于先秦諸子 ， 揚雄評論最多的當屬以申不害、韓非為代表的法家思想 ， 肯定他們的“茍不乖少圣人之術”“則顏、閔不能勝之”（《問題》李軌注） ， 但對其“不仁之至”（《問道》）、“險而無化”（《五百》） ， 則進行嚴厲批判和全面否定 。 這一點頗不同于漢代其他學者 ， 如司馬談和班固在評價法家時 ， 既有否定 ， 也有肯定 。 相比之下 ， 揚雄就缺少這樣一種客觀分析和全面考察 ， 更多是帶上鮮明的主觀傾向和感情色彩 。 這樣一種主觀性 ， 既是《法言》的突出特點 ， 也是其所失之處 。
一方面 ， 揚雄極力批判；另一方面 ， 揚雄又指出儒學經典和孔學圣道也不能生搬硬套、盲目遵從 ， 隨著時代變化 ， “可則因 ， 否則革”（《問道》） ， “夫道非天然 ， 應時而造者 ， 損益可知也”（《問神》） 。 他認為 ， “通天、地、人 ， 曰儒；通天、地 ， 而不通人 ， 曰伎”（《君子》） ， 主張從天、地、人三方面分析社會歷史變遷的根本原因 。 他分析戰國秦漢歷史 ， 認為秦亡于“強鬩震撲”“播虐黎苗” ， 而漢雖“兼才尚權” ， 卻并不如上古三代明君因“顯懿”而能“饗國長久”（《重黎》）；體現出揚雄深切的憂患意識 ， 這也是其所倡之儒學新的文化內涵和時代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