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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論|《筆醒山河》01｜《天演論》是怎么“做”出來的？( 二 )

天津嚴復天演論吳汝綸呂增祥


許多人都提到嚴復曾拜吳汝綸為師 ， 學習桐城古文 。 但實際上嚴復只能算是吳的私淑弟子 ， 并非入室門生 。 如果從現存兩人的通信來看 ， 吳汝綸寫給嚴復的信有 8封 ， 最早的一封是 1896年8月所寫 ， 最晚的一封是 1901年6月；嚴復寫給吳汝綸的信有3封 ， 最早的一封是 1897年底 ， 第二封在 1900年 ， 第三封在1901年底 。 再者 1893年以前 ， 嚴復忙于準備科舉 ， 而水師學堂所在地的天津與吳汝綸擔任知州（1881—1889）的冀州 ， 以及主講的保定蓮池書院（1889—1901）之距離 ， 超過 150公里 ， 難以當面請教 。 由此可見 ， 兩人認識無疑是嚴復 1880年到天津之后 ， 但是比較密切的往來 ， 應該是1896年至1903年之間的事情 。
嚴復在1900年致吳汝綸的信中 ， 談到本身中學方面的背景 ， 以及他與吳汝綸的交往 。 他感嘆地說 ， 如果早些遇到吳汝綸 ， 自己在文章寫作上 ， 可能會有更好的表現 。 嚴先后請吳指正《天演論》與《原富》譯稿 ， 并請吳為這兩本書寫序 ， 1902年 ， 兩人同在京師大學堂共事 ， 直至 1903年吳汝綸過世 ， 才告終止 。 1903年春 ， 嚴復翻譯的《群學肄言》完稿 ， 擬寄請吳汝綸作序 ， 這時才聽說吳已遽歸道山 ， 嚴復在該書《譯余贅語》的最后一段中 ， 以充滿感傷的語調 ， 寫下無比的思念與感懷 。
在吳汝綸的“獎誘拂拭”之下 ， 嚴復對他深感“服膺” 。 在晚清文界 ， 吳師事曾國藩 ， 乃桐城派后期大師 ， 不但對古文有很深的造詣 ， “為文深邈古懿 ， 使人往復不厭” ， 也是嚴復所謂和郭嵩燾一樣 ， 是極少數的“舊學淹貫而不鄙夷新知者” 。 嚴復在他的影響之下 ， 仔細研讀姚鼐（1731—1816）所編的《古文詞類纂》、曾國藩的《十八家詩鈔》等書 ， 并進而探究六經 ， 以及曾國藩所推薦的七部典籍：《史記》《漢書》《莊子》《韓文》《文選》《說文》《通鑒》 ， 因而在文字功夫上 ， 獲益良多 。
吳汝綸又為嚴復譯稿“一為揚榷”以求“斟酌盡善” ， 《天演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 嚴復寄給吳汝綸請求指正的稿本 ， 現存于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 ， 題為《赫胥黎治功天演論》 。 該手稿為墨書 ， 并以紅、藍、綠各色筆做修改 ， 其中黃、藍色的批注乃吳汝綸所下 。 吳汝綸為嚴復修改譯稿后 ， 兩人又有書信往返 ， 討論相關問題 。 根據這些通信 ， 吳汝綸對嚴復的翻譯工作 ， 至少有以下的幾點建議：一、強調精確的重要性 。 二、當翻譯精確與文字典雅有沖突之時 ， 吳汝綸主張“與其傷潔 ， 勿寧失真” 。 三、吳主張參考晉、宋翻譯佛書的先例 ， 將翻譯文本與個人的論述嚴格區分 ， “凡己意所發明”歸于文后“案語” 。 四、更改標題：他建議“用諸子舊例 ， 隨篇標目” ， 以明宗旨 。 五、吳汝綸斟酌字句得失 ， 刪除了一些原稿中不妥當之處 。
從手稿本修改的痕跡可知 ， 嚴復幾乎完全接受了吳的建議 。 再者 ， 嚴復接受大部分吳汝綸所擬定的小標題 。 由此可見 ， 《天演論》以目前的面目出現 ， 吳汝綸扮演了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 。 值得注意的是 ， 吳汝綸雖不通西文 ， 但是他從中國翻譯傳統所汲取的觀念 ， 使他對翻譯體例、文字精確與典雅等方面 ， 有很清楚的想法 。 尤其是一方面尊重原作、重視精確 ， 另一方面以“與其傷潔 ， 毋寧失真”的原則來解決信與達雅之沖突 ， 此一想法對嚴復后來的翻譯工作有深遠的影響 。
吳汝綸對《天演論》的貢獻還有一個一般人較少注意之處 ， 即《吳京卿節本天演論》一書 。 該書于 1903年6月由上海文明書局出版 。 同一年 ， 北京華北譯書局出版的期刊《經濟叢編》第3冊至第6冊 ， 也刊載了《吳京卿節本天演論》 。 對照此一節本與目前各種《天演論》的版本可知 ， 它實際上是錄自吳汝綸的日記 ， 也就是1897年春天 ， 吳汝綸在為嚴復修改手稿本《赫胥黎治功天演論》時“手錄副本”者 。